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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关键论点使得共和修正派摆脱了前人在思想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第一，思想成为行为之源的途径是提供观察世界的手段。它们“不是行为的‘原因’，不可同其他社会、经济及心理的‘因素’摆在一起去寻找哪个在特定时期作用更大”。第二，意识形态的能量不能产生于自身，它只能把那些业已具有粗糙和不完整的形式而存在的言词、想法和企图加以整理、组合和引导。如波科克所说：“国民思想没有诱发美国革命，它只使之具有其特征”。[26] 共和修正派的第三个方法论创新，在于揭示了思想能在其内被转化为意识形态和“创造”人类行为的文化思维构成的存在。波科克是这种文化思维构成的主要阐释者，他称其为“语言”。他提出，人们从事思维活动，但不是漫无规律地随机思考，他们的想法总被一种承继而来的思想传统和价值体系所限定。只有在这种特定传统和价值体系内，思想才被赋予某些解释人们行为的含义。在不同历史时间内，言词和语句根据不同时间内的特殊文化系统构成（称之为“政治语言”）而拥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如果我们掌握了特定时代“政治语言”的结构和性质，就可回答诸如“他说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想？”等问题。 共和修正派对“语言”的新认识改变了史家研究历史思想的途径。他们认为，史家的首要任务是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因为“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这样，“‘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27]波科克还进一步论证了政治语言的社会含义。由于人们赋予其行为的含义被该时代通用的语言结构所界定，这些含义能为社会其他成员所理解，即是说，行为的社会含义具有能为社会人群所接受和认识的公共性。又由于这种公共性，进行思维本身就是从事一项社会能够领会的行为，因而思想者个人的思维行为成了一种“社会事件”。思维的结果可为社会成员所理解，使得界定思维内容的“语言”具有了传播社会知识信息和分配社会权威的双重功能。“人们通过传送语言信息进行思考，语言系统既构成他们的认识世界，又构成与认识世界相关的权威结构--社会物质世界。认识与社会存在互为关联，使得思想具有实在内容。” 波科克阐述的“语言”概念对共和修正观有两个特殊意义。其一，巩固了将“意识形态”作为观察世界和赋予行为以社会含义论点的理论基础；其二，提出了一种用重建每一时代的语言体系来研究思想史的实用方法，这一方法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外部分析法”（new contextual approach）。它不同于那种只注重思想家个人思想内容，忽略特定历史时间和文化条件的“理想主义”史观，也有别于机械地把思想看作社会经济现实直观反映的“物质主义”史观。它强调分析思想的“内在内容”，但目的不是寻找它们的“绝对永恒价值”。它注重联系社会现实认识思想，但否认人们可以根据其现实需要像在市场上随意买卖物品一样自由挑选为我所用的思想材料。用波科克的原话来说：“人们不能做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述其行为的事情，只能做那些他们可部分地用语言表述和理解的事情。”[28]要特别指出的是，共和修正派所强调的“外部环境”（context）与以往所采用的“外部”分析法的思想史家笔下的“外部环境”不同。传统思想史上的“外部环境”指与思想内容相对并存于思想之外的客观社会和经济因素，共和学派的“外部环境”指思想在其内形成意识形态并指导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语言系统，更确切地翻译，应称之为“语境”。 四、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史学共和修正派的理论在使许多思想史家感到耳目一新之同时，也招致了另一些学者从史观和方法论两方面的非议。最早提出质疑的是一批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社会史学家，他们的批评集中于两点：其一，共和修正派坚持保守的辉格史学派的立场，试图抛开社会和经济条件解释思想意识；其二，用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概括特定历史时空之内的政治，忽视建立在不同阶级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冲突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多样性。[29]不过，社会史学家的这些批评产生于对“意识形态”、“语言”等基本截然不同的理解，因而他们与共和修正史家的意见交换犹如两条不同钢轨上跑的火车，结果是各执一说，互不为动。 真正有力的挑战来自于一批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专家。有三位学者与共和修正派展开了系统论战。艾萨克·艾拉尼克（issac iramnick）主要对共和修正史家的研究结论进行批驳，指出他们过分抹杀了洛克在18世纪末英国政治思想论战中的影响。最近，他又撰文论述1787年前后围绕制订美国宪法而展开的政治大论战，对共和修正史家认为共和主义思想主导了这一论战的结论表示怀疑[30]。约翰·狄金斯（john diggins）从传统的自由主义史学立场出发，指责共和修正派曲解了“共和主义”的含义和“用20世纪观念理解18世纪的思想”。他断然认为，共和修正派“没有提供任何”新鲜见解[31]。与狄金斯全盘否认共和修正派成就的立场不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教授乔伊丝·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的评论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一方面，她认为共和修正派用分析意识形态、公共仪式及象征符号等“不可言喻之物”解释政治的方法是美国史学上的一次革命，肯定“对存在于殖民时代的古典共和思想形态的重新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早期北美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她指责共和修正史家把多种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的政治思想体系硬拼在一个“主导一切的范式”之下，批评他们在过分注重“表达的过程”的同时忽略了“表达背后的不同动机”。在研究杰斐逊思想的专著中，阿普尔比找出了同时存在于19世纪初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共和主义，指出杰斐逊的共和主义思想绝不像共和修正史家所说的那样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延续，杰斐逊同汉密尔顿的争论也不是18世纪英国宫廷派与国民派斗争的重演。[32] 各种批评，虽角度不同，认识也不统一，但有助于我们发现共和修正史学的一些不完善之处。首先，从文化人类学家那里借来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本来产生于对结构紧密、文化水平低下的小社会共同体的研究，运用到结构松散、文化发达的大社会环境之时，应进行相应的必要修正。但共和修正史家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二，尽管共和修正派不承认用了单一的思想体系解释和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化，但他们的方法和研究结果确实贬低了共和主义之外的其他政治语言的作用。例如，美国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激进平均主义”思潮在他们的论著中未得到丝毫反映。第三，共和修正派的“新外部分析法”在研究有文献记录的社会上层文化之时十分有效，但用到分析“默默无闻”的下层民众思想时则显得苍白无力。第四，共和修正史家没有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同一思想体系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作用的影响力予以足够注意。譬如，他们观察到了“在英国没有造成社会动荡的国民思想在北美导致了动乱”和“共和主义的影响在英国比在美国消退更快”[33]等现象，但未做出任何解释。第五，他们发现了过去的人们所忽视的人类行为模式，指出人们根据自己对自身利益的理解而做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反应，并展示了人们如何通过“语言”等认识，理解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似乎同时又忽略了另一个基本点--人类行为的动力归根到底还是自身的利益。不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也不论这些理解是对现实利益的正确反应还是曲解，要理解，这一行为本身还是被维护自己利益的意念所促动的。因此，如何认识人类利益与人们用于对这些利益作出解释的思想体系（即“语言”）之间的关系，仍是共和修正理论没有回答的问题。第六，共和修正派的研究没有触及到宗教思想。贝林、波科克、伍德、班宁、麦科伊和默瑞都只对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世俗思想进行了分析。鉴于宗教思想在英美思想传统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共和修正派的这一忽略使其学说显得片面。 然而，上述不足不能抵消共和修正史学的成就。它的理论、方法及具体研究成果在过去的20年间改变了美国思想史学的面貌，推动了当代史学研究的活跃和发展，并规定和影响着思想史之外其他史学的走向。 共和主义传统在美国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业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史学结论。包括许多批评者在内的多数学者都承认，“至少在建国初期和在上层知识人群中间，一些古典共和主义的价值观比其他思潮更为重要”。[34]无论共和主义能否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早期史上的主导思想体系，它的重新发现启发了史学家们去进一步探讨美国思想的多元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普尔比对杰斐逊主义的再分析就是这一努力的一大成果。最近，青年学者詹姆斯·克罗潘伯格（james t.kloppenberg）综合共和修正史学及其批评者的见解，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主义相互影响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思想的复杂与多样。[35] 寻求多元化的美国思想体系标志着对美国例外论的再次否定。由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ck j.turner）和哈易·哈茨为代表的美国例外理论近百年来对美国思想史影响巨大，而且根深蒂固。共和修正史家的成就，尤其是波科克的论著，极大地开阔了认识美国思想发展的视野。他们不是从美国本身，也不是从新大陆的特殊环境着眼，而是从整个大西洋世界入手，把美国思想置于与旧大陆欧洲传统息息相关的文化背景之中。这种“从外部观察”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革命不是一个“例外”环境内发生的“意外”事件。没有从大西洋世界着眼的宏观眼光，难以想象可以得出美国革命“与其说是革命性的启蒙运动中的第一个政治事件，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波科克语）[36]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