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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不过，依然有一个问题萦怀于心。大多数理论都带有一个关于未来的理想图景，比如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马克思的无阶级的社会，和韦伯的理性统治和社会。他们的理论甚至可能从属于他们对未来图景的设想，并且是对这些未来图景的理性化的阐述。无论如何，他们的理论与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不可分割的。换一种针对中国的理论就要求我们换一种对中国未来图景的设想。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为中国寻求理论的自主性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部分地是寻求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如果中国过去的变化型式和推动力确实不同于西方的过去，这种过去又是如何可能转译（translate）到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如果没有发展的商业化最后只不过是让位于简单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没有形式主义合理性的法治最后只不过让位于简单地全盘移植现代西方法律，那么我们就不如简单地使用标准的西方理论范畴，诸如资本主义和“理性化”这样的范畴，或者资本主义萌芽甚至“民主萌芽”这样的范畴。如果事物的结局最终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没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的概念化。 如果中国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其可能未来的迹象，那么关于中国的另一种图景将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今天仍然在努力寻找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近现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根本就没有为此提供答案。清代王朝在其改革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效果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国民党败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一种独特的、崭新的文化构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图景，但这种图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失败了。毛泽东的后继者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们不愿也无法提出一种远没有实现的未来图景。今天，距中国被迫与西方发生接触已经有一个半的世纪了，但是依然有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在现代性中，“中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世界中，中国文明的内容将是什么？ 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大多数都逃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一种凭据历史的方式能够有助于通向这一问题。我们有可能找到关于一幅中国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图画，这幅图画既是经验的又是理论的，同时又没有陷入上面所勾划出的种种陷阱。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些历史演变型式中，哪一种可能与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相关连？我们也可以转向中国的思想家们来寻找指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缺少关于中国未来的各种不同的图景。甚至统治者也曾提供了一些没有实施过的关于未来的富有洞见的阐述。在这些不同的图景中，哪一种图景符合可验证的历史模型？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要回答下列的问题：一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是矛盾的中国，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现代主义式的老掉牙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它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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