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认为，古代教化百姓的圣人，凡做事必循道而行，与道同生共长。因此，古之圣人观察思考问题，无不根据道义，“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反应篇》）鬼谷子之意是要求当时的君主们要如同古代圣贤那样做事时要循道而行，这些道蕴含于“往”、“古”、“彼”之中，告诫当时的君主们要借鉴古代文化和其他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取他山之石为国家的政治建设所用。
    圣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圣人有高超的言行，在不同的情况下，圣人能用不同的方法诱导愚者与智者，而达到最终目的。圣人高超的言行，还表现在“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反应篇》）这是说圣人察人之言，绝无失误，如同磁石吸铁针，舌头吸炙骨，与人相处，言辞精妙绝伦，行为超群绝类，其洞察事物的真情，疾如飞矢，异常敏捷。如果统治者能像圣人那样，“已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也就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了。
    圣人善于观察事物，当事物出现险情时，鬼谷子认为圣人往往能事先觉察，并进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势，陈述事物发展的道理，运用计谋制定行之有效的计策，使认识事物细致入微，“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他还认识到“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抵巇篇》）他指出了圣人为君待时而动，时隐时现，皆因世事的变化，顺应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超越众生的圣人，其所用的谋略也是不同于愚鲁之人的，圣人用谋略之道隐而不露，而愚人用谋的方法是张扬外露，所谓“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不智者事难。”（《谋篇》）正因为圣人用谋之道极为高明，故鬼谷子在《摩篇》赞颂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他进一步指出那些事无不成，战无不胜的圣人所用的谋略，众人都具备，而不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普通人用之不当的缘故，“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他在《决篇》还总结出了圣人作出正确决断的五种方法，“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陶注云：“圣人善变通，穷物理，凡所决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道诚志直者，人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蔽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依据陶氏的阐释，圣人对不同的问题往往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最终达到事情的成功。
    正因为圣人善于教化百姓，善于发现事物的规律，善于运用谋略，因此，鬼谷子赞美圣人说：“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内修练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本经阴符七术·盛神篇》）而能达到圣人地位的人，只有那些读书明理的士，“士者，通达之，神圣乃能养志。”故圣人以垂拱而治的态度接待有德之士，士人有所建议，则加以审察，所以他的作为能合于实际情况。《本经阴符七术·损兑篇》所说的“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就是指此而言。
    鬼谷推崇圣人、赞美圣人的几个方面不外乎圣人超越、优于普通百姓，圣人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善于用计行事善待贤能之人--士。鬼谷子崇拜圣人的价值取向，其产生正是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社会的长期动荡，在他经过审慎思考后，认为时代呼唤着圣人的出现，时代需要圣人来统一天下。可见鬼谷子圣人观的产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其崇拜“圣人”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总趋势。历史发展也证明了鬼谷子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此后出现的秦始皇就是鬼谷子所说的“圣人”，虽然这一圣人并非完美无缺，但鬼谷子赞美圣人的优越之处，秦始皇基本上都具备了，鬼谷子的圣人为贤明君主说是显而易见的。
    三
    经济基础固然对国家政局的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对于人的因素也不容忽视。鬼谷子在推崇、赞美圣人的同时，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视。他认为朝廷内部君臣关系的好坏，对社会的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君主重视、爱护臣下，为臣忠于君主，君臣关系融洽，则国泰民安；如果君臣之间相互猜忌，貌合神离，虽然君臣相安的局面能够暂时维持，但用不了多久，君臣之间的矛盾就会白热化，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分崩离析。
    在《内巇篇》中，鬼谷子将君臣关系分为两类，“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鬼谷子将君臣分为：远而亲、而相思；近而疏、日进前而不御等两种类型。前者之所以能为君主所亲、所思是因为这些臣下“以道德”、“以党友”、“以财货”“以采色”（艺术）与君主相处，故能深得君主青睐，使君臣关系日渐牢固，陶注云：“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随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间也。”而后者则不能做到这些。对此，鬼谷子进一步指出：“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内揵篇》鬼谷子将君臣关系的“亲”与“疏”归结为亲近者是因为臣下的建议与君主心意暗合，而君主疏远者，是因为他与君主志向不一，其计策没有实际效果，其主张被证明不可行，其行为不得体，所以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当同心一意。如果“上暗不治，下乱不寤，揵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己来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内揵篇》）则是君臣皆荒谬无知，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
    对于这种主昏于上，臣乱于下的混乱局面，圣明之人或采取补救措施使政权得以维系，或取而代之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抵巇篇》云：“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对于这种主昏于上，臣乱于下的局面鬼谷子认为圣明之人必以法治之，“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也就是说对于昏暗的君主，为臣特别是贤明的大臣，或者在其可挽救之时，补救他使其改正错误或在其无可救药时推翻其反动政权。如五帝时期，虽然天下动荡，但仍可救治，乃“抵而塞之。”而在三王时代，天下分崩离析，治而无补，则“抵而得之。”春秋之时，“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即采取措施遏止这种混乱则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