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民和农业的再评价
    约翰·默逊是澳大利亚着名的记者。他为了向世界正确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特点，走访了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的着名学者，写成《中国的文化和科学》一书。这本书中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从哲学、文化、科技到经济、社会、传统等各种角度汇聚到一个焦点：“这个帝国延续了2000余年了，直到13世纪为止，她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有着世界上最丰饶的农业，潜藏着激发经济革命--类似欧洲18世纪发生的那种革命的足够的科学和技术。但是，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中国并没有起飞。中国为什么没有象西方那样发展，这是一个问题”⑩。牛津大学中国科技史学者麦克·爱文说得更直白尖锐：“就经济技术，或许还有科学而言，公元1100年前后中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到14世纪，“中国在一些关键方面与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相比，距离并不很远。然而，这个中世纪最先进的社会到了19世纪中叶竟成了世纪病夫。”（11）诸如此类的见解还可以列举很多。我以为基本上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实际，即前面我所概括的跳跃性的发展转变为长期性的停滞现象。
    西方学者探索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同行中往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仍然囿于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者，他们竭力否定长期性停滞这个彰明较着的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既经历了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同样也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仍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不那么赞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者，但由于找不到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坐标，结果势必任意夸大一个侧面，而近年来更多的是夸大长期停滞那一面，有个别学者恰恰作出了爱文所说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的看法。这就是说，由于有与西方某些同行共同的缺点--缺乏唯物史观的方法，我们的中国同行甚至没能正确地接受和吸取西方同行中已越来越一致的科研成果。
    任何发展都是脱离了常规，是特殊，是个别。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范围较小的领域里，往往还易为人们所认识。但在极其漫长而纵横交错的历史中，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和坐标作为向导，就无异落入茫茫沧海，不知哪些超常的特殊现象是历史发展的本质，正好预示着历史的未来，界划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其所以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贡献，主要就在于它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让史学家使用并进一步发展的宏观架构，衔接宏观与微观之间桥粱的线索。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曲解的尖锐批评；为了使读者理解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现引证如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2）我其所以不惜长段引文，不仅是想请读者看清马克思为什么和用什么方法来反对那种超历史理论教条，而且还想就此引出中国农民问题，从而进一步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会出现跳跃和停滞交替的原因。
    马克思多次提到的“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其实不仅只是出现在古代罗马和西欧封建社会后期，结果也不仅是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两种。中国从战国时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所谓“五口百亩之家”同样是这样一种自由农民，自然，由于历史环境与前述大异其趣，它便有独具的性格和发展途径。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占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三；中国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面积就等于整个欧洲，人口更超过它。这块为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和太平洋界划的巨大地理实体--中国，它南北跨三个气候带，有丰富的地质地貌构造，因而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足以形成为一个自成系统的经济文化单元。即以近一万年来的新石器时代而论，文化遗存地域之广，类型之丰富多样，发展水平（包括农业）之高，至少不亚于被学术界认定为世界农业最早起源地的西亚。然而，随后中国没有象西亚和埃及那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暂短的新石器时代之后就较早地进入了阶级社会，创造出古代尼罗河和两河流域那样高的文明。夏朝有没有文字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如果它已有首都，现在也无法确指所在；退一步说，即使中国以夏朝作为文明的开始，三代的阶级关系与其说是奴隶制的，毋宁说是部落殖民式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是很可疑的。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仍是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生产结构仍是农业、采集和渔猎混成的。一句话，中国的农业尽管有独自的特性和创造，至少是东亚的文明中心，然而，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古文明相比无疑是逊色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当代优越的自然环境--主要是黄土和那时较温湿的气候的“优待”，使新石器时代的旱作农业有了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试看夏商周的农业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重要进步，但始终没有脱离木石工具、“新畲”式的抛荒轮种、“十千维耦”和“千耦其耘”式的集体作业，所有这一切和先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在技术和组织上都看不出本质的区别（13）。简言之，这是一种依靠天赐的黄土造成的原始旱作农业。
    扼要地列举上述事实，我不仅想借以指出中国历史在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初期的六、七千年间已经经历了一次发展速度上的变异，更主要地是在于：想用以与随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对比，显示中国历史进程从此出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跳跃发展。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充满着危机的挑战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思想文化，处处都发生了变革和创新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仅见的百家争呜、巨星叠见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还可以指出许许多多的特点和意义。要是用一句比较易于为人理解的话概括，我认为莫如说，这是一个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起来的时代。根据中国历史，尤其是农业和农学史的研究成果，现在已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决定春秋战国时代所有这些变革和创新中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是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的出现。问题是它们究竟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奴隶社会发展高峰的西周是以关中为中心的。值得注意的是，随后中国历史出现的飞跃，恰恰是以西周及其最发达的关中之衰亡和抛弃为前提的。史籍是这样记载的：“幽王二年，西州（《国语·周语》作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社震，是阳失其所而真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国语·周语》作源。以下皆作源，不另注。）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士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或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亡国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歧山崩。”（14）周朝史官伯阳甫所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必有历史资料作为依据，由于超出本文的范围，暂且存而不论。至于西周末关中的大地震和持续的严重干旱所造成的“土无所演，民乏财用”，则是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的。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亦难一一。这里必需指出的是，正在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环境考古学，虽因初生而不免稚嫩，但初步的研究成果已经显示：大约距今10000年时， 冰期过去，8000-3000年间是一派气候宜人、草木繁盛和禽兽出没的景象。关于这一点，周昆叔教授指点出：关中的“关于褐红色或红褐色顶层埋藏土是比现在该地区温暖而湿润的环境下形成的棕褐土层，而该层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文化层是同期的。故在古气候、古环境下关中为孕育华夏文明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然而，自那以来，气候逐渐转向干凉。以华北地区而言，大体说来，相对湿度下降约10％，年平均气温下降约2--3℃左右（15）。这样原先我国北方的原始旱作农业因为气候条件的湿润而获得的较好机遇，现在，转向干凉的气候时便遭到更严重的挑战。这就是说，西周末年的“三川竭”是有客观的自然变化为背景的。《诗经》中有不少篇章讲到这场“大厉”及其所造成的严重“饥馑”，例如《召》云：“如彼岁旱，草不溃（遂--达人）茂，如彼栖苴。”面对因干旱而来“降丧饥馑”和“饥成不遂”（16）的挑战，先进的西周以放弃关中，被迫东迁表示着失败；而先前比较落后的秦国和东方地区先前也比鲁、郑等大国要落后的边远诸国却相继兴起，赢得了挑战，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他们恰好具备并恰当地运用了把原始的旱作农业发展为精耕细作农业的主客观条件。
    黄土疏松，犹如海绵，内含的无机和有机质，只要适当的水分，就能通过黄土的高孔隙性和强毛细管吸收力使蕴藏在深层土壤中的机质上升到顶层，从而使其具有“自行加肥”的特殊性质。这一点早在上一个世纪末已为原普鲁士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sen）的实地考察所发现，又为本世纪各方面专家的实验和进一步的考察研究而证明（17）。问题在于当黄河流域气候发生由暖湿向干凉变迁之际，我们先辈在具备完全依靠灌溉的条件之前如何保持住土壤中的水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创造一整套以保墒为核心的技术就是使原始旱作农业发展为精耕细作农业的关键。具体地说，创造这种农业至少必需这样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由于必需深耕和多松土以保持水分，原先那种抛荒式的集体“公作”作业和大田漫种模式要改变为个体家庭的垄断畦作模式；另一方面铁器牛（马）耕必需取代原始的木石工具。历史的结果是史学家熟知的。值得研究的是何以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亦即恰恰是秦和当时其它地处中原以外的边远小国反而首先具备了较有利的条件，迎接并赢得了挑战，在创造了新的旱作农业和新的农业生产者--自由的个体农民--的同时，使自己变成新兴的大国--霸主和新的统一王朝的缔造者。
    拿犁耕必需的役畜牛马来说，大概都是从中亚方面传入我国的（18）；尽管商周以前牛马已是六畜之一，不过相对地说，西边和北边较落后的秦晋地区以及邻近的游牧部落，牛马的饲养远较中原普遍；中原先进地区由于文明程度比较高，礼制发展得较完备严格，在传统上不仅牛马的饲养较少，而且牛主要是“宗庙之牺”，马则是供官方专用的；而地处边远的晋国因为宗法制破坏最早（19），较易将“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20），秦国正因为落后就没有那种严格的礼制束缚，所以，牛耕在我国首先就在这些边缘落后国家得到发展不是偶然的；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的“牛田”已普及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赵国的一位大臣竟据以作为“不可与战”的重要条件（21）。铁器在中国起源还是一个有待考古和历史学家继续探索的问题。不过，有二点目前已较为清楚：第一，它在中国的产生要大大晚于西亚，而一旦当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之后，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的速度是很快的；第二，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既没有发生，也不是首先在原先先进的中原地区，根据考古资料，多数发现于春秋初期楚国和秦国那样的边远地区，（22）随后，到战国时代，首先同样是在象秦、晋等等边远落后地区迅速推广普及。至于具有系统性的耕作技术和模式的变革是更大、更多地受制于社会传统，这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着作是《吕氏春秋》（23），彻底否定“公作”--集体粗放耕作模式、充分肯定“分地”（24）--个体集约经营模式也首先出现在《吕氏春秋》，所有这些都与落后的秦相关恐怕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和铁器牛耕的普及一样，应该是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吧。
    精耕细作农业是中国农民创造；中国农民本身又被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而改变面貌和性格。我和友人合作的《中国农民史论纲》（《史学理论研究》1993，1，）把我国当时新生的农民的品格归纳为四个基本特点，并作了相应的分析，请读者参阅，兹不重复。这里觉得必须补充的是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出现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有的史学家因为看到世界上资本主义从西欧封建主义社会兴起的事实，于是将西欧封建主义，甚至于它的农奴制也视为封建主义的典型，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归咎于个体小农。马克思早就对欧洲那时的资产阶级史学已经存在的此类观点不以为然。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谈到自耕农时指出：“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着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很可惜，他未曾来得及进一步的阐述。然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后来被中外史学家逐渐补充起来了。胡如雷的出色着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对人身依附关系比较薄弱、农民的自主性较强的中国封建主义作了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系统论证，而我国的农学史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已经弄清精耕细作农业的基本特征，阐述了它的优点、历史价值和发展阶段；国外的学者似乎更早注意到中西农业方面的差异及其所造成的历史意义。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李希霍芬，1921年西姆柯维奇（Sinmkhovich ）教授就在他的论文《再论罗马的衰落》一文中指出：“中国与日本的经验证明了，即使不科学地补充无机质肥料，这种存在于很小地面上的集约农业，也能够无限地维持下去。”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何以罗马衰败了，而中国与日本却多少获得了成功？”（25）近年来，西方的史学家的论述更加充实、丰富。例如在卡洛·M ·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由林恩·怀特（小）作的第四章中，作者严肃批评了西方史家的“近视眼病”，指出罗马文明脆弱的根源就在于“农民的生产率很低”；“他们最后由于这种根本性的技术弱点在政治上被打败了。”而且“这个失败足以解释在三世纪到八世纪之间西方与东方相比，它缺乏恢复的能力。”（26）年鉴派大史学家、博学深思的布罗代尔在名着《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全面地分析和对比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农业，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角。现在，国内外的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已越来越趋于一致：中世纪东方封建文明发展高于欧洲，其最终根源在于农业发展上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所创造的巨大技术成果是欧洲随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用唯物史观为向导来考察世界历史，社会形态作为区分时代的坐标，史学家就可以确认历史前进运动的轨迹，从而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的意义和地位。换言之，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因而，它也象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明和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文明一样，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经阶段。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作为史学家应该始终不失去历史感。中国的封建主义至少自明以来就呈现的长期停滞，早在明清之际先贤们已陆续发现，而今，更为中外许多有充分论据的着作所证明；然而，迄今仍为一些史家所讳言。我以为是值得从现实的角度加以深省的。
    中国农民问题很大、很重要、宏观与微观衔接问题，它的范围更广、意义更大，当然也就更加复杂；关于这两者，需要讨论的问题相对我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了。尽管在这方面我所作的论述已经不是首次，但再次尝试比之十年前的首次尝试，心中更自知不自量力；如果这不量力尝试，能引起同行注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末，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近十年史学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使我有理由存在这种希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最近十几年是中国历史科学发展得最快的一个时期。无论原有领域，还是新开辟的史学分支，研究成果的数量之多，新问题、新方法和新观念涉及的范围之广，使专业研究者也不免感到目不暇接，有时甚至难得逐一通读，作充分认真地思索和消化。历史学及其各个分支这种迅速而多样化的发展，打破我国史学前几十年间一直相当稳定的一统模式为历史研究作多角度的交叉、比较、选择和综合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自然要真正获得它，首先必需愉快地接受挑战。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科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不幸，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了解很少。起初就只对苏联的史学发展有些了解，后来这个窗口也关闭了。这样，我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伴随民族运动而兴起的史学，事实是至今还是基本无知的；至于发达国家的史学，除屈指可数的“精选”读物（往往是战前的和“内部读物”）外，在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帽子下整个地被划入了“非历史科学领域”，变成为禁区。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那里的历史学家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扩大和深入，史学突破原先狭隘的眼界，研究领域扩大到了世界的各个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西方同行们开始更多的研究被他们的先辈们视为“无历史特点的地区”，即所谓的“野蛮世界”，和原先认为“不能成为历史本身的题材”--“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这样，在传统史学之外年鉴学派、社会科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随之兴起和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史学家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一书的《导言：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变革》等文中有客观的分析和介绍。求实地说，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其所以有如此迅速而多样化的发展，是与近年来打开门窗大量引进密切相关的。
    引进--不管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疑是促进人类进步最廉价、最便捷的工具。接着大量引进而来的剧烈变化必然会造成平衡的丧失；所谓的“史学危机”就是它的反映。我认为这不要紧，是正常的。要紧的是以积极的态度继续欢迎引进，扩大引进；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家应该更清楚，引进只是一种条件，一个机遇。历史的新生往往发轫于交流之中，历史研究的深入须要宏观与微观的衔接，史学本身的发展离不开中外和多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照我的看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外史学的先进成果融会贯通起来研究中国历史，向来被我们的传统史学排斥在史学大门之外的中国农民史无疑应是我国历史的主干，自然，这样的历史决不能象前几十年那样仅仅局限在农民战争，满足于简单的歌功颂德，更不可以滋生排他性。
    注释：
    ①《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页十四--十五；布罗代尔说过大体相同的意见。参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版页六六八。这一点承友人庞卓恒介绍，特此附笔致谢。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六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页五八四。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七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页四四六。
    ④⑤⑧（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九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页二六八--二六九；页四三五；页一三一。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页二五五；页二五一。
    ⑦《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页三五--四三。
    ⑩（11）《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页四；页四六--四七。
    （13）参见《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一章第二章和《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一九九二年版《周代的自然经济和生产状况》
    （14）《史记·周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页二九；《国语》卷第一《周语上》（湖北崇文书局本），主要的异文已注在引文中。
    （15）参见《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页四四--四六；页一一--一四；页二二三--二二九；页二三○--二三六。
    （16）分见《诗经辨义》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页三一四，三一五，二五三。
    （17）参见《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相示例》（《历史地理》第十辑）和《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页一六--二三。
    （18）（19）参见《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一九九二年版页四七，二○四。
    （20）《国语》（湖北崇文书局本）卷一五《晋语》
    （21）《战国策》（湖北崇文书局本）卷一八《赵策》一（2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页五二八；《秦始皇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年版页二○六--二○七。
    （23）（24）参见《吕氏春秋》（国立清华大学整理古籍丛刊之一；下同）卷二六《上农》、《任地》、《审时》等；卷十七：“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
    （25）《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页二四。
    （26）《欧洲经济史》卷一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版页一一一，一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