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王国维研究学问专一、直着，这与他内向、深沉的性格颇为一致。虽然其治学之路历经数次转变，可是他以其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学风，在所涉猎的诸多领域中均有许多建树和开创之功，他在学术上所获得的突出成就几乎是近现代以来的学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曾努力学习外语，通晓英、日语。在治学的道路上，他最初致力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研究兼及美学和教育学，在深受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的同时，他成为把叔本华、尼采学说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在文学领域里，他写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前者是超越前人的关于诗词美学的精品著作，后者为中国传统戏曲研究开了先河。中年以后，王国维日趋转向考据、考古等实证性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收入《观堂集林》《观堂别集》，涉及古文字、古器物、古音韵、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等学科，显示了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精深的专业学识。然而吴宓曾说过，他更喜欢王前期的著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除了由于王国维后期钻研的学问比较冷僻，专业性更强外，还在于他的前期著述颇具理性思辩的魅力。在他生前死后，人们对其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几乎众口一词。鲁迅曾这样提及王国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10年。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注：《不懂的音译》，《热风》。）因此当时他列为清华园的四大教授之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同为四大教授的梁启超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的风浪间，能为后人留下近2000万字的著述，实属罕见。尽管一度有人把他归为官僚，可学者仍是他的本相。且不说他在前期写就的大量政论和学术文字，单以他最后10年的学术研究来看，就可说得上是成绩斐然的了。他在学术史以及史学理论上的开创之功是世人公认的。然而当时学界中人对他治学博而不深有所指摘，他也时有悔意。晚年梁启超的这种情绪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时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他去清华教书并能与王国维在思想上有所沟通的重要原因。
    作为学者，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也是引起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王国维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就连清华国学院院长的职务他都推辞了。在他心目中做学问家要强于做政治家。他提倡学术独立，感叹纯学术的缺乏，认为不应该把学术当作达到某种目的手段。他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这番话从学术本身而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只有以学术为目的，学术才能真正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并得以健康的发展。因此这样的观点才会在今天的学术界得到积极肯定的评价，才会在许多学者那里引起共鸣。然而事实是学术总又避不开政治，常常与之缠结在一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处在那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要有人去呐喊，去鼓动，因此那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担当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他们为了救亡图存用惯于做学问的笔去宣传鼓吹，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中国的传统学问从来就是与政治密切相连的，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经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才会入手于学术，影响却在思想界，成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的舆论先导。在王国维的眼里，康有为和谭嗣同正是把学术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王国维看到了学术这一面是不错的，而政治的那一面他当然没有去过多的考虑。实际上，后人仍然记住了这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著述，因为这些文字不会因为学术原因而失去它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也从未被后人低估过。日后，王国维在论及其他问题时又谈到了与此相关的话题，不过其观点已与此前有所不同。他说：“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33页。）这正好道出了学术与政治的复杂联系。“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会失去依托，从事学术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的。这里姑且不论他们究竟立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卷入当时政治旋涡的大有人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一大批学子没能置身其外，王国维自己也没能例外。（王国维在1924年给逊帝溥仪的*
    中，就又陈时势，又论学说，他们很难分清哪些是在说政治，哪些是在说纯学术。）至于梁启超，他也是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充当了这种呐喊鼓动的角色，并参与政治活动的。对此，人们颇多惋惜，认为梁启超如果更少过问政治，就会在学术上作出更多成就。身为学界巨擘的陈寅恪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全面得多，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于中国五十年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切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怠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注：《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在这里，陈寅恪没有持一概之论，而是通过国家所面临的不幸来看待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说得颇为公允。即使以传统而论，梁启超的所为也是有源可寻的。儒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就主张学问须以国事民生为重。梁启超在他的一生中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如果以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十分关键，更何况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尤显重要，这个道理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要评论他们在文化上的功绩，我们认为各有其侧重。王国维侧重于学术研究，他所作出的成就令人难以企及，他在其一生中所涉猎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留下了有创建的篇章。尤其是在古史研究中，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同时又吸取了西学的科学方法，其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为传统学术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例如他所首倡的“二重证据法”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精神。王国维是促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杰出典范。陈寅恪为他的学术成就归纳了3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事与吾国之旧籍互相印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引自《王国维学术经典》（下卷）附录一，第501页。）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梁启超作为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的贡献要大于他作为学术家的成就。他所发表的大量言论既是救亡图存的呐喊，同时在促使人们文化观念的更新发展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梁启超“希望中国人能够思想开放，接受各种学说及具体实现的思想观念。因此，大家都承认他是奠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及以现代生活眼光重估中国传统价值之基础的先驱者。如果说，没有梁启超，中国人就不会那样早的接受改变，也绝非是夸大之词。”（注：引自《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如果读了以上的话还不能留下一个具体印象的话，那么，胡适的表述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他在《四十自述》中特别提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给他带来的很大影响，“《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他说，梁启超用他那支健笔，“指挥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注：《四十自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47-49页。）胡适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明这一问题，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