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拿屈原自沉来作比，并以“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来评价王国维之死，其褒扬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褒扬所指关键并不只是在于此前所说的“伯夷、叔齐的志气”，而是还在于把王国维的自沉看作为对时弊的抗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梁启超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民国初年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迷失方向的境地。民国成立以前，人们对民国的期望值很高，他们呼唤着民国，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民国得到解决。但是民国建立后的实际情况远非人们所期望的，旧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局势异常险恶。人们普遍对民国感到失望，尤其是道德的沦丧，更令人深恶痛绝，梁启超也颇有同感。1926年双十节之际，梁启超发表了他对时局的感言，他说：“十四年来，军阀火併，党阀火併，学阀火併，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不下几百次，那一次不把什么‘民意’、‘公益’的招牌抬出来，甚至随便一个流氓发一封‘快邮代电’也说代表公民几千几万人，同一个学校的教职员或学生同一天同在一张报纸上登出两个互相攻讦的启事，都是代表学校或学生全体，这种丑态，真把中国人脸面丢尽了。”（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二，第56页。）他认为，治疗民国病源的首要在于“人人躬践道德的责任心”，这不仅与此前强调弘扬儒家人生哲学的含义相一致，而且与王国维“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的认识也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既可以说，时局的变化是促使他理解王国维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他对王国维之死的理解是现实造就的结果。
    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距王国维自沉仅1年半的时间。当时有人注意到，人们对梁启超的悼念与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并不相称，显得有些冷清。吴宓在其《空轩诗话》中还将梁启超的身后事与王国维相比较，也觉得有些费解，他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注：《吴宓诗集》附录，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言下之意，梁启超更应该受人哀悼，这反映了吴宓自己个人的看法。不过，说梁启超之死“寂然无闻”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还在梁启超病危时“沪上各大报均不厌其详地登载他的病状和病源”，他死后，京沪等地也都举行了规格不低的悼念仪式。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梁启超的追悼并没能达到吴宓等人所期待的隆重程度，所以才会引出这样的话题。在我们看来，这多少与梁启超多变的经历有关。至于王国维，他的死之所以引来如此多的真诚哀悼，则是以人们对其学术成就的极大尊敬为基础的。然而不管人们对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们两人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如果没有他们，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史都将会留下许多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