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反对日军的军事占领，最有名的抗战乃是马占山（10月20日，黑龙江省代主席）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11月4日--11日），成为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然后，在其后约一年的时期内，东北军系统的抵抗，在各地被组织起来了。
    第一，“东北民众救国军”由黑龙江省第二步兵旅长苏炳文所建立。12月，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宣告瓦解，由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第二，“东北抗日自卫军”1932年1月，是由李杜总司令和丁超护路军总司令在哈尔滨组成的，这支部队是为参加哈尔滨保卫战而组成的，2月5日，在日军进攻之前，李杜、于超等撤退到依兰，于5月又向勃利、密山地区转移。其后，同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组成为联军。李杜部队受到日本军队的攻击，1933年1月，经虎林进入苏联境内。冯占海等，维持其在哈尔滨近郊的势力，组成“吉林省抗日义勇军”，1933年1月，率领40，000余人向热河转移，同张学良保持着联系。第三，“中国国民救国军”是王德林组织的，1932年2月8日，在延吉就任总指挥，由中国共产党派来的李延禄，就任救国军的参谋长，在8月，周保中也到救国军总部任总参议。同年末，王德林部受到攻击，退入苏联境内。为防止救国军的瓦解，李延禄同周保中等人，分别组织了“抗日游击总队”、“绥宁反日同盟军”，继续进行抗战。在这支部队中，中国共产党拥有一定势力。第四，“辽宁民众自卫军，属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系统，在东边道拥有势力，由唐聚伍率领。部队号称拥兵10万人。12日，由于日军攻击，该部队退往热河，曾参加1933年2月的热河抗战和古北口的抗战。第五，“辽西义勇军”，是由移驻锦州的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所组成，该势力包括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盖中华（天下好）等原属“胡匪”出身，但在1932年1月，锦州被占领前后，曾显示出相当强大的抵抗力。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义勇军的抗日意识，这可以称得上最典型的“救亡（救国）”的意识形态。第六，“辽南义勇军”，1931年12月由李纯华在自己的家乡海城、辽阳以及营口等地组织起来的。1933年6月初，救国会将其定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最盛时其人数约达30,000人。但在同年末，受到日军的攻击，“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指挥邓铁梅、苗可秀等联合作战，亦未奏效，渡过辽河，于1933年2月，在热河地区继续进行抗战。第七，“辽北义勇军”，是高文彬在张学良的建议下，以哲里木盟为中心，于1931年10月组成为“辽北蒙边骑兵”部队，1932年5月，救国会确定这支部队为“救国军第五军区”。其后，继续进行一军抗战。12月，在优势的日军进攻下吃了败仗。热河抗战后，该部队瓦解，其中一部分到了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等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从事抗日活动。③
    如上所述，自1933年初开始迄至热河抗战的三月前后，面对殖民地化危机，东北军系统的抵抗大体宣告结束。在此期间，东北军系统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系统，尚无相互提携，统一指挥，同时由于采取正规军、正规战的形式进行抵抗，进行大规模的补给就十分困难。所以，在没有军需品的补给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被处于优势的日军采取个个击破而导致全军瓦解的致命缺点。救国会在1932年5月，将辽宁分为五个抗日军区，号称拥有部队数万人，曾供给一些经费和武器，但现实不具备维持大部队的能力。当时，张学良是以其个人来援助救国会。由于国民党在整体上贯彻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义勇军以正规军的（不是游击队）形态进行的抵抗终于宣告结束。当然，在东北军系中的残留部队、地方民团（地主武装等）、绿林武装（“山林队”、“胡匪”等）、民间秘密结社（大刀会、红枪会）等，在此后也独自继续进行过抵抗，并成为1933年以后，以游击方式进行抵抗的重要社会基础。
    2.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的“抗日复土”运动
    在张学良掌握政权的三年（1928年7月--1931年9月）期间，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区域政治的潮流，由于“九·一八”事变，使其脱离作为基地的东北区域社会。然而在其后的14年间，称为“抗日复”（收复失地）、抗日救国”民族的抵抗运动，一直在坚持着。显然，这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主流派的“安内攘外论”是大不相同的，这构成为向“救亡（救国）论”倾斜的民族主义政治领导的典型。试按当时的领导人阎宝航的分期，将历时十年的抗日复土运动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④
    第一阶段（1931年9月－－1934年5月）前半期，构成为领导机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乃是由阎宝航和辽宁省商会会长金哲忱、工会会长卢广绩等逃往北平，同居住在北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谋求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于9月27日，在北平的奉天会馆组织起来的。其参加的成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东北的学生流亡到北平的即达四五千人），及国民党员改组派、青年党，另外，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还有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高崇民等无党派人士，同张学良保持直接联系。以“抗日复土（收复失地）”为共同宗旨，而事实上是一个广泛地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其组织机构，设立了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如前所述，特别是军事部已对以辽宁为中心的义勇军进行了支援。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也展开了宣传活动。东北学院（即后来的东北中学）还开设了东北难民子弟中学。其后，东北大学也迁至北平复课。张学良虽依然保持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框架，但对于此种救亡（救国）工作，曾采取发行“爱国奖券”等作为谋求与筹措资金的措施。由高崇民等领导的对国民政府的“南京请愿”运动，于1931年11月初，请愿者在南京中央军校同蒋介石会见。对于国民党中央“为何一兵不发，未明确表示抗日意向”，提出了批评，要求其改变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对此项活动，则调动东北籍的CC派与“救国会”相对抗。其后，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抗战失败而下野，继而在5月末。签订了《塘沽协定》，以“抗日有罪论”，采取了镇压行动，8月31日，救国会被强行解散。这一过程，是与救国会等放弃对东北义勇军的民族主义政治指导相对应的。然而，在“九·一八”两周年的日子里，组成了排除国民党系成员的秘密组织－－“复东会”。复东会曾招致国民党方面的怀疑。另外，1934年1月，利用从意大利归来的张学良“赞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时机。1934年5月12日，在汉口另外组成了取代复东会的“四维学会”（名誉会长蒋介石、会长张学良）。
    第二阶段（1934年5月--1936年12月）“四维学会”时期，参加抗日复土救国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者内部发生了分裂，高崇民于1935年7月，在日军对东北侵略趋向激化当中，以“不能拥护不抗战的领导人”而离开了“四维学会”，转移到上海进行活动；阎宝航等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们于同年10月，与因“新生事件”而入狱的杜重远举行了会谈。在对蒋介石的政策乃是“消灭共产党和东北军”，假如东北军被消灭，则“复土（收复失地）后回归故乡“岂非将成为泡影？取得了共识。委派高崇民前赴西安说服张学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学良方面，从同年10月起至11月，同红军作战中遭到惨败，加之，对其需要补充缺额，却处于中央不予承认状态。如今，张学良本身也处于矛盾之中，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同民众的救亡（救国）的民族主义相背离，已逐渐趋向明显化，经过1936年4月的同周恩来会谈，11月14日在西安同阎宝航等人的会见，形成了不参加内战和“联共抗日”的主张。这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一个月之前的情况。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