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1936年秋--1942年）在此之前，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高潮中，在华北的东北人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36年春，正是在李延禄、于毅夫等组织“东北人民抗日会”前后开始的。东北抗日十三个团体于同年秋组成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东联）。当西安事变之际，在北平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八项主张”，并通过签名活动宣传“停止内战，对日抗战”。再有，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则有1，700人签名请愿，5月，于南京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释放张学良”。同年春，按周恩来的指示，刘澜波、栗又文等与高崇民、阎宝航等会谈，结果将东联改组为“东北救亡总会”（东总），使其成为更广泛的东北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6月初，在北平正式成立总部。“七·七”以后，总部相继迁往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然而在此期间，即直至1942年5月，复兴社和CC派将其强行解散时止，继续发挥了作为关内东北人的抗日复土运动的中心的作用。尽管被解散，还有以重庆高崇民等的《反攻半月刊》杂志为中心的活动，维持到1945年9月18日。关内东北人的“抗日复土”和收复失地运动，其所蓄积的政治力量，首先表现为对东北义勇军的领导，继而集中体现于“西安事变”，进而延伸至战后东北地区的政治变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译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以上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1966年版第211-215页，第204-205，第215-233页。
    ②吴平：《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③以上见元仁山《东北义勇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潘喜延、卞直甫、赵长碧、王秉忠《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第87-118页；参见何世芬、康雅丽《东北人民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报》1988年第6期。
    ⑤关于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动向和西安事变的原委，参见常城、何建沙：《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以及张学良的参谋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回忆。
    ⑥参见拙著：《中国近代地区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四章。
    （本文根据日本法律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第二章《东北的殖民地化与“抗日救亡”运动》，西村成雄教授同名论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