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并实力推行禁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鸦片应不应禁？应否采取严厉措施，迫使外国烟贩缴出鸦片？是否是因林则徐禁烟才引起鸦片战争？
    关于林则徐禁烟引起战争问题，国外有此说法，国内也有人这样说。当定海失守后，“已有蜚语上闻，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者”。（注：《魏源集》上册第17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琦善到广东后也上奏说：“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许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1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道光帝听了这类不实之词，竟误以为只要将林则徐等惩办，即可平息衅端。这说明琦善对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毫不了解，没有“知彼”的功夫。道光同样受到影响。
    关于禁烟引起战争的说法是倒果为因的诡辩。因为中国之所以禁烟，是由于英美等国鸦片贩子贩卖鸦片。没有鸦片贩子的贩卖鸦片，中国哪来禁烟！故此责任全在英美方面。当然，中国禁烟，使他们的血腥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他们为了可耻的私利，悍然发动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鸦片战争。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不禁鸦片呢？由于鸦片走私输入有增无已，给清政府、给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都带来了无法容忍的祸害。无论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着想，鸦片都是非禁不可的严重问题。所以，林则徐认真执行严禁政策，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应予充分肯定。
    至于林用派兵围住商馆、撤退买办等手段迫使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也是无可非议的。当时不用这种严厉手段，就休想从鸦片贩子手里收缴到一两鸦片。必须指出的是，林则徐是在外国鸦片贩子集体对抗，拒不缴烟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采取这种手段的；而且，他们一旦交出鸦片，就次第恢复供应，解除包围，准许正常贸易。所以，战争之起，根子和责任全在英国。正是外国鸦片贩子大肆贩卖鸦片，才迫使中国实行严厉禁烟。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容混淆。中国禁烟是正义的。中国反抗英国武装侵华更是维护中国主权领土的正义斗争。
    第二，关于军事防卫。
    面对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应上下一心，军民同心，共同反抗侵略。为了保证反抗侵略的胜利，采取各种防卫措施，积极作好应战准备，也是完全应该的。在这方面，林则徐既具有坚韧不拔、抵抗英国侵略的决心，而又脚踏实地，加强防卫，迎头痛击侵略者，是值得称颂的。琦善则在直隶总督任上，根本不把加强防务放在身上，以致英军一到白河海口，即仓皇失措，一意妥协，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蒋廷黻认为，琦善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无可称赞是实在的，无可责备则说得不对。因为琦善在军事防卫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理应受到应有的谴责。
    首先，直隶沿海防务废弛，琦善首应负责。根据琦善本人的奏报，1840年8月，英军出现在天津以外的海口时，直隶的防务是个什么状况呢？“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8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直接关系京城安危。兵力如此单薄，怎能御敌。另外，防卫工事也早废弛，所存大炮都是锈坏不堪用的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0页。）防务废弛到这个地步，身为直隶总督已经10年的琦善，能辞其责吗？
    其次，夸大乱人船炮，为妥协提供依据。当时，英国船坚炮利是事实。在武器装备方面，无疑英方占据优势。面对这种形势，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林则徐那样，尽量设法从他国购买船炮和加紧仿制大炮，装备自己军队，增强防卫力量；并讲求战争策略，积极谋求对策。然而琦善计不出此，自从英军1840年8月北抵天津海口，至1841年2月被革职拿问，闭口不谈怎样设法购备西洋船炮或自行仿制，以及研究对策，却无端夸大敌情，为妥协制造借口。1840年8月，北上天津的7艘英国舰船中，最大的旗舰威里士厘号不过装炮74门。可是琦善在向道光帝的奏报中却说：“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1页。）这样大肆夸大，从战略眼光来看，显然是别具用心的。当时有位朝臣唐鉴就指出，琦善的言行是在“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6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足见其恶劣影响是很严重的。
    再次，不依靠民众抗英，反而敌视民众。战争的胜负，人心的向背是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群众，发挥他们多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弱制强。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是做得很不错的。他谕令各地团练御侮，自卫保家，如遇敌人来犯，号召“人人持刀痛杀”。（注：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转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第50页。）他对群众中蕴藏的抗英积极性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盛壮，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注：《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由于林则徐重视群众抗英积极性，在他领导抗英期间，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有的主动打击敌人，有的提供敌人情报，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英力量。琦善则和林则徐相反。他仇视人民，对人民抗英的积极性大泼冷水，把人民群众看成一支敌对的力量，“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注：《魏源集》上册第17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蒋廷黻和琦善一个腔调，对民众同样持敌视、蔑视态度。他认为林则徐说“民心可用”，是“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国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30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蔑视人民群众的心里达到了何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