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根据敌强我弱，提出：打也是输；不打，输了还可少一点牺牲。从而怀疑反侵略是否必要；甚至有人说，鸦片战争时三元里抗英是干了蠢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这样断言：如果没有百多年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国早已亡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独立和富强。当侵略强盗打进门来的时候，奋起抵抗是完全正当的，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保卫社稷家园应尽的义务。林则徐坚持反抗侵略，鼓励和支持人民反侵略，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要求，从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和后人的崇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种精神，一种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敢于抗争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再加上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逐渐由弱变强，由落后变先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因此，有无这种精神，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关系至为重要。林则徐自始至终坚决反抗英国侵略，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仅此已可证明，林则徐的抵抗侵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反侵略即使一时遭到失败，甚至多次遭到失败，但失败中已孕育了胜利的因素，积累了由败转胜的经验，只要坚持反抗，最终胜利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第三，关于对外交涉。
    蒋廷黻等人把琦善吹捧为外交能手、“先知先觉”，而对于林则徐则认为于中外形势不及琦善那样明白。这种说法同样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首先，对于形势认识，他们最欣赏的，是琦善在大沽交涉的同时，还调查了敌人的军备，认为英人船坚炮利，敌强我弱。既然打不过人家，所谓“羁縻”（妥协）就是最佳的选择。而琦善坚持妥协方针，正是“他的超人之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看形势，一要看世界形势，而琦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团漆黑，茫无所知。他和道光帝一样，连英国坐落何方也弄不清楚。林则徐则相反，他在主持禁烟抗英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一部《四洲志》。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译的、介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地理、政治、历史、军备、贸易等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使国人大开了眼界。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翻译了外人论中国一般情况、茶叶、禁烟等的资料，定名为《澳门月报》，以及《华事夷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了解国外情况，竟然还向外人学起英语来。现存的林则徐的札记《洋事杂录》，就是林则徐了解世情和学习英语的最好见证。里面记有12个月、一个星期名称、各种外币，以及1、2、3等数字的英语读音等。凡此等等，证明林则徐在了解世情和世界形势上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相比之下，琦善除通过白含章到英国船上，了解了英国船式和大炮等之外，更没有作过任何调查，对世界形势可说是一无所知。蒋廷黻等硬说，“林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是看形势，应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地看，而不能光看军事方面，更不能只看到英人的船大炮大，就吓破了胆，认为中国军力远不及敌人，于是下定决心，一意投降。而琦善犯的正是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毛病。他除了看到英人船坚炮利，以及他管辖的直隶省军备废弛到惊人的地步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此，不能认为他对形势的认识有“超人”之处。
    其次，关于知己知彼的问题。林则徐和琦善都注意知己知彼，只是在目的上各不相同。林则徐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了世界情况特别是英国情况，目的是寻求“制夷之策”，是为了对付侵略者；琦善了解英人情况，则是为讨侵略者欢心，是为了妥协投降。
    由于清政府推行封闭政策，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当时情势了解甚少。林则徐也是一样。他开初到广东，曾误以为外国人离开了茶叶、大黄，即无以为生。但到广州后，由于注意了解外情，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开初，他也相信英人腰直腿硬，上岸即无能为；后来，他从实践中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林则徐了解外情的方法，除了前面讲到的组织人力翻译西洋书报外，还曾亲自接见遭风船破遇救的英国人，不但向他们询问英军、英舰情况，还把致英王书的英译稿请他们校勘。他又亲临澳门，实地调查外人情况。从而认识到澳门华夷杂居，各国夷人多有，见闻最多，必须“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注：梁廷枬：《夷氛闻记》第6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通过各种途径，他在短时期内即了解了许多情况，并运用国际法，与拒不交出杀人凶手的义律进行了说理斗争。当他估计到英人会因严厉禁烟进行武装挑衅之后，就积极加强海防，在广东沿海各个扼要之处添设炮台，加强防卫。他奉道光之命断绝中英贸易之后，预计到义律会寻仇报复，就在广东沿海加强战备，“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知道敌人的长处在船坚炮利，就注意收集造炮技术与造船资料，着手仿制。他知道清军腐败，缺乏战斗力，就切实进行整顿，并招募乡勇水勇作为补充。因此，他的知己知彼，目的全在于“制夷”，即战胜英国侵略者。
    琦善也做了一些知己知彼工作，但渠道很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贯彻妥协投降路线寻找借口。前面谈到，他夸大英军船上有炮300多位，意图就在让道光帝认为英人强大，难于取胜，只宜与其和平谈判，仗万万打不得。他了解英人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白含章、鲍鹏直接向英方打听。除了前面讲到的半真半假的船炮外，也打听了一些英国其他情况，但都在企图表明：英舰牢不可破，中国以往的破敌之法皆不起作用，而且英国还有很多兵舰，随时可以调来。如此，中国是万万不能对他开仗的。
    再次，英军返棹南下，究竟是琦善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也值得作番考察。英军于1840年6月陆续到达中国海域以后，按照预定计划封锁了珠江，攻占了定海，然后北上直隶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政府屈服。对于英军的行动，清朝当局毫无思想准备。道光帝得知定海失陷，已有几分紧张，而今得知英军一下子到了自己的鼻孔底下，更加慌了手脚，害怕引发衅端。因此立即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0页。）和去年那种强硬态度相比，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