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善后措施。
    鸦片战争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以后，中国要维持原状是不可能了，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努力学习西方的长处，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奋图强，尽快赶上时代潮流，使中国早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有力量抵抗外来侵略，打退外来的一切进攻，维护国家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不思振作，依然故我，无所作为，得过且过，西方列强打来了，逆来顺受，屈从资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听任外人宰割，使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在当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还只有英国，美、法的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德意志和意大利尚未完成统一，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在20多年之后。从时代的机遇来说，发奋图强，走前一条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发展的最好机遇，是被耽搁了。是谁耽搁了呢？蒋廷黻把它归咎于林则徐，说什么“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维新或可提早20年”。这样评价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平心而论，这个机遇的丧失，责任不在林则徐，而在当权的守旧顽固派。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在广东禁烟和抗击义律挑衅期间，林则徐发现中国的船炮不及西方，就从澳门先后购置了200多门大炮，装备了广东中路及珠江沿岸各炮台；他还购买了“甘米力治”号，将商船改为战舰；为了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技术，他还留心收集了各种造炮制船资料，准备进行仿制。直到被革职以后，他还“密陈夷务不能歇手”，建议从海关税收中拔出1/10用来制造新船炮。奕山到广东后，林则徐在他的6条建议中进一步发挥了抗夷策略，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当时叫水军）。到了浙江效力赎罪期间，他把原来收集的制炮资料交给龚振麟等，着手研究试制。鸦片战争以后，在陕甘总督任上，他还要黄冕试制成炸炮，“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这些都说明，不管他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是念念不忘为国家的振兴、富强出力的。如果清朝当局像林则徐一样，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努力效法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奋图强，中国局面将会改观。可惜计不出此，把宝贵的机遇放过了。琦善和林则徐相比，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于国家振兴自强，他从不考虑。这一点连蒋廷黻也是承认的，他认为“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33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