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直隶总督的琦善，由于天津一带海防极端空虚，更怕战事一旦发生，弄得一触即溃，失败将使自己身败名裂，开始就寄望于和平解决。他接到道光谕旨，立即执行。不但按照道光指示，派白含章去英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而且送去了大量的鸡、鸭、羊、阉牛和鸡蛋等英军极端缺乏的新鲜食物，向侵略者献媚讨好，借以换取英军停止进攻，以便保住大清的天下、琦善本人的面子和地位。当白含章从英舰上回来，告诉他英国的军舰如何高大，大炮何其之多以后，他更加被吓倒了，从此一意推行妥协方针，并千方百计去影响道光帝支持他的这一方针。如琦善在8月13日关于英人的第一次奏报中就说：“该夷尚无桀骜情形。据称伊系该国守备马他仑，经其长官派伊前来投文。其词祗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并请派遣官员前往船上接受正式公文。道光帝收到此奏，得悉没有桀骜情形，只“声称诉屈”，认为“办理甚为妥协”，（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68页。）即令琦善派员前往船上接受文书。
    8月17日，琦善派白含章去英船把文书接收之后，又上了第二次奏折，而且别有用心地附了一份《查看现到英船式样片》。正是在这一附片中，极力夸大英军如何强大。道光详细阅览了英国文书，见开头即是“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即于8月20日谕告琦善：“文内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69页。）并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1、392页。）琦善于是根据道光帝旨意，一方面通过照会，将道光的态度告诉懿律，并声称：“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3页。）一面又约请懿律到白河岸口会谈，竭力促请懿律率军舰返棹南还。懿律和义律详细阅读了琦善的复照，看到只表示重惩林则徐，代为伸冤，而对英国致中国钦命大臣书中所提各项要求一概拒绝，感到“伤心极矣”，于是在复照中重申：惩办林则徐，“在大英朝廷，事果不堪一念，……事实两国所干，责已不在一人。”“倘已蒙奉大皇帝恩旨，允准秉公偿还鸦片之价，并所有大英另行讨求条款，亦准持平斟酌议拟，则所请回粤，原亦无所难行”。（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5-17页。）并要求在6日内明确答复，才可决定南行。9月13日，琦善经过奏报道光帝之后，再次照会懿律，表示：“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1-23页。）懿律和义律收到照会后，知道烟价赔偿上已有所松动，而且确知将来派去广东的钦差大臣，就是这位一意求和、容易屈从的琦善，于是在9月15日复照琦善，同意返棹南还。但重申烟价“必行偿还”。（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4页。）懿律等人对此大概还有点不放心，9月20日，当南行到了山东时，又补发了一封咨会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再次声明：“务求即？朝廷商量英国讨求之各款，如何议拟情节，备文早日通知”。（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5页。）
    英军就这样返棹南还了。考其实际，在英国方面，自有自己打算；在清政府方面，则最害怕英军赖在白河口不走，更害怕英军在这里发动武力进攻，威胁它的统治，所以千方百计劝诱英军“返棹南还”。现在英军居然同意，心头的千钧重担放下了。从而也就对琦善大加赞赏。道光得知英军确已南下，“嘉悦之至”。认为“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难怪有人要赞扬琦善的作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然而，事实真相又如何呢？英军南下，是否真是由于琦善的外交手段高明呢？原来，事情真相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清朝政府把英军南下看成是一个大胜利，实际是一个大误会。
    首先，清朝当局对英国此次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意图一直没有弄清。在《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中，虽然一开头就提出要求昭雪伸冤，对广东地方当局大肆攻击，而实质内容是后面所提的4条要求，即：（1）赔偿鸦片烟价；（2）平等交往；（3）“将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面积够大、位置适宜的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政府”；（4）偿还商欠和军费。最后并以武力相威胁，声言这些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前，“那些敌对行动将不会停止”。（注：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下册第54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英国公文中如此，懿律在照会中也一再重申，必须使这些要求得到真正解决。可是清政府当局却以为只要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就万事大吉了。沿海的防兵都可以撤去了。这岂不是个大误会吗？
    其次，对英军南下的真正原因也盲目无知，所以才把英军南下看成是自己的“大胜利”。英军之所以同意南下，固然是清政府答应了赔偿烟价，并到广东继续谈判；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英军兵力不足，无力在北方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南下之前，英国留在北方的只有军舰5艘，共载炮180门，另有轮船1艘。其余的军舰，1艘在定海搁浅后拖去修理，2艘封锁长江口航道，2艘封锁宁波，1艘封锁厦门，4艘军舰和1艘轮船封锁广州江面。陆军4000人则集中于定海，而且疫病流行，相继死亡400多人，还有1000多人住在医院里。（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有此情况下，它如对京津重地发动进攻，要想取得胜利是难之又难的。因为天津白河口横江沙以内水很浅，陆军又远在浙江定海生病，万一发动进攻被清军打败，更加无法收场。诚如彼得·华特·费伊在《鸦片战争》（1840-1842）一书中说的，英军启碇南下，是因为“没有攻击的能力。……没有吃水浅的汽船，是不能有效地封锁白河口的。”（注：Peter Ward Fay:The Op-ium War 1840-1842,The Univ.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6.P234-235.）加上北方寒冷，冬天即将到来，北风劲吹，援军和运输军饷船都无法北上，所以他们就将计就计，同意南下谈判了。这哪里是由于琦善外交手段高明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