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向东京报告，孙中山倡导反帝使“国民党的影响增长”。日本陆军当局认为不能忽视苏俄援华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化的危险”。外务省则估计广州反帝运动“并不是以日本为对象的”，国民党内反对联俄的势力正在增长，外相币原并不以为孙中山赞成共产主义。他主张日本对中国南方局势暂且静观，不必急于采取行动。(32)
    同年9月，孙中山为配合江浙战争，率粤湘军2万余人，移大本营至韶关，准备北伐。参谋长李烈钧赴日联络。李于10月3日抵东京，虽先后会见了加藤首相、粕谷议长等有力人物，但日本政界只对他采取敷衍态度。李烈钧一行未能得到任何援助。
    10月底，孙中山为促进全国早日统一，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事。他自韶关返抵广州作准备。在出发前确定顺道访问日本，盼中日两国能真正提携合作。
    孙中山一行于11月17日到达上海，在即将从上海起程时，日本政府外务官员传出反对孙中山赴东京的信息。表示对孙文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的条约，认为是无视现实的理想论，故加以拒绝。他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见解：孙文如果牺牲其部分主张，与中国军阀官僚中有声望的段祺瑞合作，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那么，日本政府除单独予以财政援助外，还将给予其他各种好意的援助。(33)
    孙中山没有为日本当局的利诱所动，坚持原则立场。22日晨登海轮，依原计划途经日本北上。在船上接见日本记者时，他还表示：两国只应“亲善”，不能敌对。指出：“中日两国，就目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34)
    当孙中山结束短期访问，离开日本到达北京之前，日本当局已勾结张作霖插手控制北京政权，密谋拥段（祺瑞）排孙（中山）的诡计。当孙中山扶病入京之时，段祺瑞政府在日英美等列强支持下，悍然拒绝孙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正确主张，而以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并压制民众中掀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孙中山在列强和段奉合谋打击下，病情恶化，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
    孙中山的逝世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深切哀掉。3月25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公祭。萱野长知以梅屋庄吉、头山满等的名义到孙中山灵前致祭，并献了花圈。接着，梅屋庄吉等在东京青山会馆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5月9日，日本各界人士还在东京芝的增上寺举行追悼大会，除孙中山生前友好人士多人参加外，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及其他一些内阁成员也被迫参加。(35)由此可见孙中山在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互助，以及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努力，牢记在中日人民的心中。
    四
    20年代上半期，日本更着重依靠经济手段，来保持和发展在华的权益。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大战期间发展的基础上，已达到了新的规模。在此期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很频繁，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当时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币原外相的得力助手佐分利曾说，具有“四亿五千万消费者”的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最主要的”“最合适的市场”。(36)同时，日本与中国近邻，其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费省，在与欧美竞争中占居有利地位。币原面对日本当时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认为要促进日本经济再度出现“大战”时的景气盛况，“今后日本对中国的基本方针是逆用九国条约”。(37)就是说将华盛顿条约对日本的限制转嫁给西方，用华盛顿条约破坏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利用日本在地理上的“优越地位”，使“机会均等”原则更加有利于日本。192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达9.14亿日元。其中，日货输华有5亿日元，占日本输出总额的27.7%。日本对华投资约为18亿日元。(38)除东北为重点外，垄断资本还加强了对长江流域和华北的资本输出活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纺织业为中心，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以上海、青岛等地为例，如以1913年为基础，1925年的纱绽为6倍以上，纺织机为7倍以上。在中国近代化的纺织工厂中，日本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1925年为30.7%。日本资本的纱厂相当于英国在华纱厂的9倍。
    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和凌辱为世所罕见。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罢工。如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宣布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5月中旬，上海日商纱厂因资方报复工人，再次罢工。日领事矢田看到事态扩大，联合英国策划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5月30日，英国巡捕蓄意向群众开枪，造成了王卅惨案，引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面对新的局势，加藤内阁采取了一些新的对策，摆脱日本自身的困境，维护其经济权益。首先，在外交上采取“追随英美的”态度，回避中国人民的斗争锋芒；其次，以允许段政府按照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精神征收附加税及对死伤者给予一些赔偿等经济让步换取政治上先行脱身。第三，同英国一起，策划“司法调查”的烟幕，把五卅惨案无限期搁置起来，甚至认为租界当局开枪有“正当理由”。
    日本在对待1925-1926年召开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和提高关税率的问题上，一方面声称与列强相协调，又提出必须实行差额税率的主张，使关税会议无法达成协议而停顿下来。日本通过一系列的策略，避开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锋芒，使英国首当其冲。日货乘机打入抵制英国的华南市场。从而，日本在1925年度的对华贸易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1924年度增长1.4亿日元，达到6.437亿日元的数量。(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