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然意见纷纭，评价不一，莫衷一是。或谓“中体西用”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表现了中国封建主义与外国殖民主义结合的反动特点；或谓“中体西用”是用来取代顽固派的守旧主张和维新派的过激主张的新理论，将二者加以整合，正是辩证法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运用，表现了一定的革命性，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和魂洋才”口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进步思想。两种看法相互对立，似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究以何者为是，殊难定夺，窃意不妨兼看并观，全面地详审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以对其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
    一
    从甲午战后到戊戌维新的几年间，“中体西用”一时成为十分流行的口号，似乎成了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普遍原则了。
    1896年8月，“中体西用”方针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并且成了京师大学堂所规定的办学宗旨。试看管理官书局事务、工部尚书孙家鼐的奏折：“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其要点可概括为两层意思：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二是以中学包罗西学，以西学补救中学。此后，“中体西用”逐步成为全国许多学会、学堂的创办宗旨了。光绪皇帝在上谕中也对“中体西用”方针极表赞同，称：“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二），第426、17页。）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张之洞公开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方针。
    1898年4、5月间，张之洞先后接总理衙门及礼部咨文，以增设学堂整顿书院变通章程均经奏奉谕旨允准，咨行钦遵办理，因改照学堂办法为两湖、经心两书院拟定学规：“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议，亦杜离经畔道之弊。”（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七，奏议四七，第22页。）可见，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在奉旨之后才正式提出的。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以系统地阐述他的“中体西用”思想。
    在此期间，维新派人士也无人不讲“中体西用”。看来，谈“中体西用”简直成为一种时尚了。早在1891年，康有为即指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注：《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0页。）到戊戌维新期间，他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如称：“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学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致用策论折》，《戊戊奏稿》1991年刊本。）如此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体西用”的表述。1896年，梁启超在一篇《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谈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也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有；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页。）他还指出：“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乍看起来，康梁与张之洞之间，在对“中体西用”问题的认识上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其实不然。笔者前曾撰文指出：“大体说来，当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维新派人士，一种是洋务派人士，他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注：拙作《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如果认真地考察一番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他们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确实是存在着重大分歧的。
    二
    “会通”论是维新派人士的一个基本观点。集早期维新思想之大成的郑观应就提出过“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的看法。维新派都是“会通”论者。如康有为称：“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295页。）梁启超对如何会通还做了具体的说明：“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书辅之，以求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事、近政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3-14页。）并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注：《戊戌变法》（四），第488-489页。）。严复也指出：“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惟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目。”（注：《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50页。）后来还用“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注：《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的话来概括他的“会通”思想。
    关于维新派“会通”论的特点，梁启超写过不少论述文章，其要者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数事：
    首先，排除先入之见，不预设主辅之分，不为学习西学划定框框，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学和西学，并重兼蓄，以作为会通的基础。梁启超批评了国人学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的做法。何以致此？无他，对西学并未真正重视也。而“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这就是“至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的原因所在。日本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就是由于“忍耻变法，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然而，学好西学亦非易事，“其中之层累曲拆，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能明也”。学西学既要深入也要全面，因为西学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层次，“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只有在中学和西学兼通的基础上，才是以言会通，也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