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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评价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人文杂志》 戚其章 参加讨论

但是,也应该看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还包含着若干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
    其一,主张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张之洞承认欧洲国家先进,中国已经落后。欧洲之所以先进,因其“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反观中国,“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他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若早在乾隆时即实行对外开放,其时“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借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自道咸以来,士大夫茫昧骄玩如故,祸机急矣。当务之急,是排除自牖自塞之心,学习西洋各国“教养富强之实政”。否则,“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1-2页。)将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不开放的危害性,讲得够痛切透彻了。
    其二,主张实行以“兴利”为目标推动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方针。张之洞说:“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2页。)而农工商又是相互依存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三者之中,必以农为基础。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于解于土满人满之讥”。务农并非只种庄稼,亦需实行多种经营,“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且要重视科技以投入:“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至于工商两业,更是“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其一。“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如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其中,工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他强调说:“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30-34、40页。)并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7页。按:张之洞对工的主导地位的认识之深刻,还表现为身体力行。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报告,他在创办汉阳铁厂时,艰苦缔造,“兢兢业业无所不至,自去年(1893年-引者)以来,即出售私产以补经费之不足,甚至典卖妇女之衣饰以救燃眉之急。”这在封疆大吏中实属难得。)他在当时能够达到这种认识是很不容易的。
    其三,主张以育才为宗旨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张之洞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并指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来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不能残其种。”(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1、3页。)还特别强调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1页。)他将兴学育才提到自强救亡的高度来认识,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他提出“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否则,“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各级学堂都要坚持两条教学方针:一是“新旧兼学”;一是“政艺兼学”。其要求是,“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可见,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其课程设置中西学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此建议表现了张之洞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超前意识,而且其基本部分的可行性也为此后数十年的国民教育的实践所证实。为早日将西学真正学到手,必以“游学”为捷径。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并主张:“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者费少,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566、568-569页。)正是在张之洞等的倡导下,十九世纪的中国终于出现了一股“留日热”。至于中学,他认为也不能照搬旧法,必须改进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学存在的危机,因此提出对中学要采取“守约”的办法,即“治要而约取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2页。)这种办法,就是对中学各门之内容,“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实,不以殚见洽闻为贤”。(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30页。)所有这些见解,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当然,对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还可以找出一些,但在此不必一一列举。这只是为了说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在否定其主要目的和倾向的同时,还必须要看到其中的许多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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