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应该看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还包含着若干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
    其一，主张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张之洞承认欧洲国家先进，中国已经落后。欧洲之所以先进，因其“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反观中国，“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他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若早在乾隆时即实行对外开放，其时“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借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自道咸以来，士大夫茫昧骄玩如故，祸机急矣。当务之急，是排除自牖自塞之心，学习西洋各国“教养富强之实政”。否则，“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1-2页。）将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不开放的危害性，讲得够痛切透彻了。
    其二，主张实行以“兴利”为目标推动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方针。张之洞说：“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2页。）而农工商又是相互依存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三者之中，必以农为基础。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于解于土满人满之讥”。务农并非只种庄稼，亦需实行多种经营，“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且要重视科技以投入：“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至于工商两业，更是“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其一。“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如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其中，工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他强调说：“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30-34、40页。）并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7页。按：张之洞对工的主导地位的认识之深刻，还表现为身体力行。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报告，他在创办汉阳铁厂时，艰苦缔造，“兢兢业业无所不至，自去年（1893年-引者）以来，即出售私产以补经费之不足，甚至典卖妇女之衣饰以救燃眉之急。”这在封疆大吏中实属难得。）他在当时能够达到这种认识是很不容易的。
    其三，主张以育才为宗旨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张之洞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并指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来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不能残其种。”（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1、3页。）还特别强调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1页。）他将兴学育才提到自强救亡的高度来认识，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他提出“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否则，“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各级学堂都要坚持两条教学方针：一是“新旧兼学”；一是“政艺兼学”。其要求是，“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可见，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其课程设置中西学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此建议表现了张之洞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超前意识，而且其基本部分的可行性也为此后数十年的国民教育的实践所证实。为早日将西学真正学到手，必以“游学”为捷径。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并主张：“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者费少，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566、568-569页。）正是在张之洞等的倡导下，十九世纪的中国终于出现了一股“留日热”。至于中学，他认为也不能照搬旧法，必须改进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学存在的危机，因此提出对中学要采取“守约”的办法，即“治要而约取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2页。）这种办法，就是对中学各门之内容，“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实，不以殚见洽闻为贤”。（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30页。）所有这些见解，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当然，对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还可以找出一些，但在此不必一一列举。这只是为了说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在否定其主要目的和倾向的同时，还必须要看到其中的许多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