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无论对于中学还是西学，学习时都必须以致用为首要任务和最高原则。梁启超指出：“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又说：“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109页。）这就是康有为在教授弟子时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究其致用，有二大端：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晚近公理之学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论，皆将权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审其可行不可行。”这就避免了学习的盲目性，排除了那些空疏无用之学。就是说，中学也好，西学也好，都不能对之奉若神明，毫无选择地学习和接受下来。梁启超极称这种治学方法，谓：“学者苟究心此学，则无似是而非之言，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夫是之谓实学。”（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4-35页。）只有用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来对待中学和西学，庶可做到“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105、63、65页。）。
    正由于此，中国之对待西学，应该特别重视政治。梁启超反复阐述这一看法：“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日本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首重政治，采欧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所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欲参西法以救国”，不是通西文读西书便可从事的，必须“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引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这才叫做“真知”（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维新派中学西学“会通”的主张，既然强调“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就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会通”。早在戊戌维新以前，梁启超就说过“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的话。到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多次上奏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应该走的中西政教“会通”之路：“知时变之宜民，观会通而行礼，审得失成败之故，决维新更始之谋。”“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轶驾欧、日”（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257、339、342页。）。这就清楚地表明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是作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而提出来的。
    复次，打破中学和西学之间的壁垒，消除彼此之间的门户之见，以期使之学者“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梁启超指出：“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4页。）只有在此前提下，中学西学之会通才有实现的可能，做到“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128页。）。
    “通古今，达中外”二语，正指明了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精髓所在。所谓“达中外”，就是“达于中外之故”，也就是“泯中西之界”。对于“通古今”，则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也决不是单指通中国之学。梁启超指出，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即使皓首穷经，“然而中寿之齿，犹惧不能卒业，风雨如晦，人寿几何？”何况“其支离芜衍，或时过境迁，不切于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他历数中学流变中之种种弊端，诸如“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历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审定，不过沿前代之敝，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变本加厉，后代必不如前代”等等。更有其者，一般读书人“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其可悲孰甚！所以，他痛心地说：“是则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楼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况于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这样的“中学”可以为“体”吗？自然是不行的。他把这样的“中学”比作人体内所患之恶疾，称：“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128页。）其对国家的危害是极大的。对旧学的这些尖锐的批判表明，维新派所说的为“体”的“中学”，就是“实学”，它本身就是“通古今，达中外”的，与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学”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