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考察了维新派的“会通”观，再来看张之洞的“会通”问题的认识也就容易比较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了一篇《会通》，来探讨中学的“会通”问题。这是一篇专门论述“会通”的文章，主要讲了三层意思：（一）早在三代之时，中国学术政教已经“东渐西被”。后来，“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所以，“西教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三）“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西学应世事。不必迟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其总的意思是说，西学本中土所传，中学西学早已相通，故西学之可用者，只要无损于圣教，用之无妨，但中学西学各有其定位和作用，不能“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而且必须以“无悖于经义”为前提，将“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作为目标和原则（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47-48页。）。这就是张之洞“会通”观的主要内容。
    “会通”也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观的一个主要观点。他多次指出，中学西学本是相通的。如称：“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3页。），“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46页。），“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3页。）。对于中西之相通，他还进行了十分具体的论证：其一，是学术通。如“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其二，是政教通。如“《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族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三，《劝学篇》二，第45-46页。）。其三，是三纲通。如称：西国亦固有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盖“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13-14页。）所论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纯系皮相之说。可见，从根本上说来，张之洞的所谓“会通”与维新派的“会通”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在张之洞看来，中学与西学判然有别：一为内学，以之治身心；一为外学，以之应世事。既不可“糅杂”之，又如何“会通”？西学只能置于应世事的范围之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0二，《劝学篇》一，第27页。）。这样，西学的作用便被限定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只能用来补中学之缺，或救中国之失。所以，张之洞所说的“会通”，只不过是借用“会通”之名，实质上却是“补救”。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维新期间，曾经提出过两种‘中体西用’论：一是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一是以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补救’论。”（注：拙作《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是“会通”还是“补救”，正是维新派和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文化观认识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所在。
    四
    任何简短的定义或口号，都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其不足以说明历史文化现象的所有重要特点。“中体西用”自难例外。何况“中体西用”本不是一个科学命题。因为从根本上说来，用“体用”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的。早在1895年，严复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原强》，即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3页。）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中体西用”说的怀疑。戊戌维新失败后，他进一步检讨，认为应该彻底抛弃“中体西用”的不科学提法。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并认为：“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注：《严复集》第3册，第558-559、600页。）甚至曾一度主张“中体西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在“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既中既西’之新学派”（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所以，今天的研究者决不可能越俎代疱，替前人对“中体西用”说作出圆满的科学界说和解释，而只能以历史的态度，对“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
    通过多视角地考察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不难看出，对它全盘否定或做出过多的肯定都是不恰当的。从其主要目的或倾向看，确实是应该否定的。因为不能单纯着眼于它的文化意义，必须清楚地看到，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地高出于其文化意义。这不但表现在它是在极力维护已经朝不保夕的精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而且还表现为竭力反对和攻击即将达到高潮的维新变法运动。张之洞本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事后追述说：“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弟子记》一，第14页。）他将康有为等维新派称作“佥壬”，视之为奸佞，足见其深恶痛绝的态度。还攻击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的主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说：“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我；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注：《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序，第1页。）论者或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比作一把两刃剑，左杀右砍，既反对维新派又反对封建顽固派。这种说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不能不看到，其主要矛头还是指向了维新派。所以，就其主要目的和倾向来说，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能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