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也很频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曾得到日本近代文化的启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主将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都曾留学日本。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日本也是主要渠道之一。《共产党宣言》和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先也是从日文译为中文的。反过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如鲁迅的小说等也逐渐传入日本，有的被译成日文出版。
    在此期间，日本有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文化发展以及人民疾苦也十分关心。例如片山潜在1921年写了《日本和未来社会革命》，预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的社会革命也必然发生”。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不断关怀和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斗争。松本龟次郎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留学生的事业。他所创立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为留学生预备教育作出持久而卓有成效的贡献。内山完造从1913年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书店，经常为中日两国知识界提供会面和交流的场所，他同郭沫若、鲁迅等都建立真挚而深厚的友谊。类似的事例为数还不少。
    中国人民以至当时的政府对日本人民的境况也很关心。如前所述，当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蒙受惨重损失时，孙中山立即致电、致函日本当局及友好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北京政府除及时派员向日本使馆慰问外，派驻日代办亲到日本外务省慰问，并由财政部迅速筹集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作为救灾专款。同时各地方长官也负责广泛募集捐款，尽数汇往日本。内务部、财政部另商拨款项，派遣专员会同红十字会携带衣服、食品和医药，迅速前往东京一带参加抢救工作，对此，日本特派议员五人来华答谢。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中日人民的友谊。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效法美国把部分庚子赔款拨为对华文化事业的经费。日方先设立了一个对华事业调查会，外务省派出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经磋商后，综合为大纲若干条，双方于1924年2月6日在东京签订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40)日本确定由所得的庚款中每年拨出380余万元作为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基金；所余147.2万余元，用于两国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起先此项经费的支配权完全操在日方手里。中国教育界在对该协定表示欢迎的同时，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有关事宜，日方最终也同意中方的建议。1925年5月4日，双方在北京换文，确定中日双方各派委员10人，组成委员会，委员长1人，由中国人充任。(41)经过双方协商推出柯劭忞为委员长，中国熊希龄等、日本服部宇之吉等为委员。通过上述协定和换文的实施，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
    第一，通过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接受列强的协同侵略，日本对华的独占地位有所削弱。中日之间解决了“山东悬案”，减少了一个争执的热点，两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虽然双方关系的改善是暂时和局部的，在整个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值得重视和认真总结的。
    第二，华盛顿会议后，日本面对国内外环境，调整了对华政策，重点对“满蒙”的扩张并利用奉系为工具。表明日本沿着既定的大陆政策的轨道，取得一定的成效。日本当局支持军阀统治，当时已背离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第三，孙中山长期为中日友好而努力，他的关于中日两国平等互助，在国际上共同发挥作用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中日两国人民珍惜和发扬光大。
    第四，在所论时期内，日本更着重以经济手段保持和发展在华的特权，取得了新的进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发展比较频繁。《中日文化事业协定》的签订，虽然对日本来说，其最初用意在于缓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以及同美国争夺留学生等，但经过中日双方的协力实施，在客观上起着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这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注释：
    ①雷麦著，蒋学模等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5页
    ②《总统否认北庭派代表》，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9月13日
    ③⑥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3年版，第8页，第154页
    ④［美］F.M.Simonds：《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东方杂志》第18卷23号
    ⑤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18页
    ⑦吴世湘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346页
    ⑧《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08～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