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背景下，济南日领林久治郎虽不得不于1915年11月19日发出了禁止日人贩卖制钱的告示，(18)但实际上不仅未予切实禁阻，反而采取了纵恿、包庇的态度。在山东的日本驻军更明目张胆地为虎作伥。如1917年3月，日商偷运制钱七、八十车到济南，不服军警检查，并纠集日本陆军胆敢行凶，轰毙我岗警，扣押我军人。(19)在日本领事和山东驻军的庇护下，日商更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国际条约不准贩运的明文规定和中国政府的防禁措施，在恃强凌弱的侵略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由于日商的大肆掠购，山东以至于河北、河南、山西境内流通的制钱大量被运往日本。据日人统计，仅1915至1917年的三年间，日商运到青岛的制钱及熔铸铜块合计达101，094.5吨。(20)而1917年后，直到1922年底交还山东前，日商的这种违法活动从未停止，究竟又从山东掠走了多少制钱，则难以计数了。通过这种非法的贸易，无论是在山东从事制钱收购、还是从事制钱熔化、制钱输出业的日商，均攫取了丰厚的利润。
    日商私贩制钱，给中国造成了严重危害。制钱是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主要承担物，在山东，“铜元本不敷用，向赖制钱以为辅币”(21)，日商的大肆掠购，致使山东以至邻近各省的制钱日少，严重影响了市面流通。制钱行情的上涨，又间接引起了银元价格的昂贵，导致了金融恐慌。(22)某些日本浪人为获取制钱，结伙抢劫，甚至焚烧房屋，残害居民，伤毙巡警，不仅破坏了国际公法，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公开贩卖与走私鸦片
    日俄战后，大连是日本向中国大陆走私鸦片、吗啡等毒品的最早基地。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后，青岛又成了与大连并驾齐驱的鸦片走私基地。
    日本在山东的毒品贸易，最早是由日本的奸商、浪人依恃已攫取的殖民特权，在日本占领军的庇护下秘密进行的。最初，他们是以邮包的形式，免于青岛海关的检查，通过日军占领当局在胶济沿线各地设立的邮便局，发送到各地的“药房”或店铺销售。因为日本在华所设邮便局的邮包一概不许中国海关查验，故而日军邮便局成为输入毒品的主要机关，小包邮寄成为日本奸商最初的贩运方式。(23)
    从1916年起，日本商人更与日军占领当局相勾结，并在其庇护下，手执青岛日本军政署（1917年后改称民政部）的输入许可证，明目张胆地用轮船运入青岛港。该年1月，大阪商船平安丸持青岛军政署的输入许可证输运鸦片途中，被上海税关扣押。由此可见，青岛日本军政署从这时起已直接参与了输入鸦片的活动。(24)由于青岛税关为日人把持，且根据1915年8月6日中日双方签订的《会订青岛重开海关办法》的规定，日人继承了德国在青岛海关的一切特权，凡军用物品均可免税入港，不受海关检查。据此，日本的不法商人在青岛日本军政署的庇护下，更多地将鸦片装入木箱，贴上“军用物品”的封签，用轮船“合法”地运入青岛。以致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日人药房中，贴有“军用物品”字样的木箱随处可见。(25)日人私运到青岛的鸦片和吗啡，最初来源于台湾总督府制造的烟膏。台湾总督府向青岛输出自制烟膏的收入额：1915年为5万日元，1916年为22万日元，1917年为21万日元，1918年为21万日元。(26)后来也从印度直接输入生鸦片。他们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市场上收购的鸦片，先运到日本的神户港，然后再转运青岛。仅1918年1月初至9月底，通过这一途径运入青岛的鸦片至少不下2，000箱。(27)1918年日本陆军出兵西伯利亚后，更强行收购西伯利亚沿海州出产的鸦片，用军用船只运入青岛。(28)
    青岛日本军政署作为日本鸦片商的后台和鸦片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不仅负责保护鸦片的安全进港，而且负责庇护鸦片的公开推销。“当中国警察在胶济铁路沿线对贩卖吗啡的日本商店突击检查时，日本宪兵竟把被捕的日本人救走，并且强行对执行公务的中国警察处以罚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庇护的有效程度可以用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曾经因为贩卖吗啡及其它违禁品在中国受到惩罚的事实来衡量”。(29)
    在青岛日本军政署的纵容、庇护下，居留在山东的日本奸商、浪人无不从事毒品的贩卖和销售。他们在青岛、济南和胶济沿线各站，以开设药房、商店或洋行、旅社、妓院为名，售卖毒品。日人在山东各地所设的药房“无一处不贩卖吗啡”，“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即吗啡所到之处”(30)。据日人统计，到1919年2月，日人在济南所经营的196家“新事业”中，有63家为销售吗啡的“药店”。(31)日本关东厅事务次官藤原铁太郎在1923年的《鸦片制度调查报告》中也透露，“在济南有2，000余日本人，他们大多参与违禁品的活动”。(32)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有些日本商人甚至深入山东内地，四处兜售。1915年4月18日和5月22日，兖州镇守使署就曾连续查获了两起日人无照赴济宁卖“药”案。(33)
    据“胶海关历年贸易报告”资料统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青岛港输入鸦片和其它毒品的数量十分惊人。1913年德占时期，鸦片输入已高达1，600余斤，而在日本统治时期，每年都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其中，1916年输入熟膏6，313斤、波斯土2，660斤，台湾土2，740斤，合计达11，713斤；1917年输入熟膏4，500斤；1918年为5，500斤；1919年为750斤；1921年为3，720斤。(34)仅五年的统计，共达26，183斤。事实上，日本走私运入青岛的鸦片远远超过海关报告之数。据当时的报纸揭露，1917年输入青岛的鸦片，“其确数则当50倍之”海关报告之数。(35)仅1921年，被海关查获没收充公的鸦片即达500多斤，被海关烧毁的吗啡为1，975英两，还有519英两的可卡因和吗啡赠送给了山东省内各医院使用。(36)至于那些装入木箱贴上“军用物品”标签的鸦片，其数目更无法计算了。据最低估计，用“军用”名义运入青岛的鸦片，不会少于海关进口统计数的3倍。(37)从青岛进口的大量鸦片，不仅行销于山东各地，而且辗转远销于江苏、安徽一带。
    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大连等地的鸦片走私活动，曾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为蒙骗世人耳目，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日军占领当局的鸦片收入，青岛日本民政部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1921年1月29日，以日军警备司令部的名义颁布的章程规定：“非得官方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口、制造或贩卖鸦片”（第4条）；除持有医师证明，需要长期吸烟，并领有官方吸烟执照者外，任何人不得吸鸦片烟”（第6条）；“任何人请求吸鸦片烟前，须向宪兵队提出申请，详列姓名、年龄、地址、职业等内容，并获得批准”（第7条）；“领有营业执照的鸦片贩卖商人，须将每笔销售数量登记入帐，并供稽查人员审查，鸦片烟不得售与无吸烟执照的人”（第14条）。(38)依据上述规定，日军占领当局完全控制了鸦片的贩运和销售，确保了它从鸦片毒品的公卖中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据史料记载，日军占领当局将鸦片专卖业务委托给了中国的买办奸商、号称“烟土大王”的刘子山经营。刘交纳了20万元的保证金后，挂出了“大日本鸦片局”的招牌。该局为总局，下辖七个分局，批发、零售鸦片。日方与他约定盈利七三折账，日七刘三。(39)仅一年时间，刘子山便获利”一百万两”，(40)而日军占领当局获利之巨，也就不言而喻了。
    日人在青岛的大规模鸦片走私活动，造成了山东、江苏、安徽三省鸦片毒品泛滥成灾，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据1921年底调查，仅青岛一地按章领有执照的烟民即达3，114人。(41)受害者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倾家荡产或吸毒自毙。而日本的鸦片商人和殖民当局却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据记载，仅1918年1月至9月，日本便从购自印度、经神户运到青岛的2，000余箱鸦片中征税200万英镑。(42)据当时日人调查，青岛日本军政署的鸦片收益每年均超过300万日元。(43)通过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获得的庞大利润，“就成为日本发展青岛和在那里建立日本商业霸权所用的资金来源”。(44)
    还应当指出的是，1912年10月23日在海牙缔结的《国际禁烟公约》曾明文规定：缔约各国应会同中国政府制定切实办法，以阻止从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内，将鸦片、吗啡等毒品私运进口。(45)而日本作为该约的签字国之一，此项活动，显系不顾信义、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