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启超已具有社会（文化）整体历史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救亡第一、政治至上的时代氛围中，并缺乏成熟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作支撑，梁氏不可能真正实现其社会（文化）整体历史的宏愿。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他必然要趋向以政治为中心的史学。
    1915年，梁启超带着复杂的感情回顾往事时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灯帷剑，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26）因为要挽救民族危机、改造现实政治，所以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今日中国之事千条万绪、互相牵络，将欲变甲，必先变乙时，又当先变丙，事事相因，”（27）认识到政治改造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环境，不能脱离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造，“语政体之良恶”不能离开“‘人’与‘地’与‘时’三者”，（28）所以有必要发挥史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29）也因为民族救亡、政治改造的迫切性，政治问题始终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包括梁启超）的中心关怀，社会其他问题只能退居一旁或隐入“背景”中去，只能作为次要的部分或环境分析的一部分而出现在通史著作中，梁氏未完成的中国通史稿说明了这种趋向，其原拟的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学国史教本目录以及文物专史中的分类排列都说明了在梁氏的通史构想中，政治部分一直处于优先甚至核心的地位。
    政治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梁氏心目中的“民族”或“国家”毕竟主要是作为对外竞争的政治实体出现的，其理想中的“国民”毕竟在实质上是具有近代立宪政治能力或资格的政治公民，而政治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毕竟只能属于少数人。所以，“英雄”决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故无论何时何国，其宰制一国之气运而祸福之者，恒在极少数人士”；（30）正因为有造时势的英雄，“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31）
    这是历史的悖论：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体；救亡需要政治挂帅，政治呼唤英雄登台。但这种悖论并非毫无意义：一种以社会（文化）整体（还有世界整体）为视野、以政治演变（进化）为重心的新通史诞生了，一种立足于“社会心理”之上发挥作用的新型英雄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末，梁启超曾写信给一位友人，谈到不久前创刊发行的《国风报》时说，“《国风》本意原不限于政治问题，但今所出各号，已全毗于此，此亦因弟之所嗜本在此故耳”。（32）这里反映出“本意”与客观结果之间的差距，人毕竟受环境--外部社会环境（时代问题、社会地位、集团归属等）与内部认知环境（兴奋点、经历、学术渊源等）的限制。但是，梁氏所谈论的政治，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已是一种新型的、本质上属于近代世界的“国民政治”；梁氏所倡导的史学也已与为王朝政治服务的传统史学迥然有异，已是一种新型的、本质上属于近代世界的“为国民而作”的史学了。
    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所进行的以赶超外部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必然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启蒙教育任务。但是，启蒙思想家极易被诱进入“历史唯智论”或“唯智史观”的思想陷井。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化的动力首先来自外部侵略（“兵战”与“商战”）所引起的民族生存危机，来自对自己国家落后现实的认识，来自对外部世界进步价值首肯，来自对自己民族生存危机的高度觉悟。最先高度觉悟到这种民族危机的是具有较深中学底子而又对西方文化有较多接触和了解的少数人。他们迫切需要把这种觉悟传导给那些继续生活在旧的模式中、对外部世界还懵懂无知或所知甚少的多数人，以减少近代化的阻力，增加近代化的动力。所以，“开民智”（即梁氏所谓“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33））成为变法维新运动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
    梁启超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4）“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35）这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共识，故废科举、兴学校、立学会、倡译书、办报纸等种种活动风行开世。变法终因传统势力的过分强大而告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日日接触西方新思想，“以为欲救今日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36）又因痛感政治改革之不可以独立成功，“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37）于是悍然举起“新民”大旗：“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8）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更使梁“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39）决意离开政治舞台，告别政治生涯，专门从事“社会教育”或“国民教育”，为立宪政治做民间的预备功夫。
    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梁启超始终坚持贯彻的“开民智”思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此思想指导下从事的大量活动，终于为他赢得了“天才的宣传家”、“近代最卓越的启蒙大师”、“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无可争议的先驱者”、甚至“中国之伏尔泰”等光荣称号。但是，这种“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思想，极易滑向历史观上的唯智论。而在梁启超，确已具有这种民智至上的唯智史观：“吾闻之，春秋三世之因，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40）梁启超认为，“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41）“中国之智，由于民愚也”，（42）与环境物力相比较，“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43）“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44）等等。极端的“惟心”之论也在梁氏言文中屡见不鲜。
    唯智史观，说到底是一种唯心史观。它以人类的知识智慧、理性品格等心力因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的历史作用往往只限于初步启蒙，高扬起民族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对于新社会关系的建设往往力不从心，往往缺乏社会关系改造的落脚点和下手处，最终丧失社会改造实践的能力。这有助于解释梁本人为什么在政治实践上到处碰壁，日趋保守，直至最后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丧失对新一代青年的感召力。令人悲伤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唯智史观或“国民程度”决定论往往成为顽固守旧派拖延改革（如清末）或复辟（如袁世凯）的借口或理论依据。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清代学术：“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45）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评价梁启超一生学术（包括史学）：梁氏一生学术以提倡一“智”字而盛，亦以局限一“智”字而衰。
    对启蒙思想家来说，历史唯智论是一个致命的诱惑。但是，作为一位过渡时代的思想家，梁启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著作燃起整整一代人的希望”。（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