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社会的一般生活方式发生不可逆转的质变的时期，用梁启超形象的说法，是“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47）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亡国危险迫在眉睫。这是一个使无数中国志士仁人饱受心灵煎熬的“两头不到岸之时”。（48）要理解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要说明这个前所未见的时代，要把握本民族的未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渴望了解世界历史的一般潮流，渴望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进行观照、反思。这种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进行整体性观照、了解和说明的工作，非历史学莫属，非新型的历史学莫属。出于对中国近代化的执着，梁启超大声呼唤具有“新范型”意义的史学，吹响了新史学的第一声号角，并在“政治谈”之余，通过长期的史学实践，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新型史学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的“新史学”，尽管具有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同质的复杂、矛盾、多变，具有过渡性、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但已具有中国近代史学的本质性特征：以进化（而非循环）为历史演变模式，以民族（而非王朝或家族）为历史本位，以国民（而非帝王）为历史主体，具有世界（而非华夏民族及其周边地区）、通史（而非断代）、社会或文化（而非政治或王朝政治）的历史视野，以新型的纪事本末体（而非纪传体或编年体）为主要体裁，等等。
    梁启超奠立的“新史学”，构成了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桥梁。假若我们能够借用梁本人在戊戌时期的“君史”、“国史”、“民史”术语并加以适当改造的话，可以这样说：传统史学的本质特征是“君史”（王朝史学），近代史学的本质特征是“国史”（国家史学，民族史学，国民史学、或国族史学），现代史学的本质特征是“民史”（生活全史，社会或文化史学，或从下到上的史学）。梁本人虽然模糊地预见到了“民史”的到来，但是在民族救亡、政治改造压倒一切的历史条件下，在唯智史观的指导下，他不能实现“民史”的抱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民史”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民史”的真正实现必须是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全部生活中心的社会里，在经济现代化实践成为社会生活主流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取得全面胜利的经济基础上。
    “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49）先驱者的忠告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注释：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二第59-60页。
    ②⑧⑩（49）文集之九，第7页、10页、26-27页、11页。
    ③1910年，梁启超在致友人信中说：“吾辈所当主者维何，必其在究当世之务，以致用于国家矣。”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称《梁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8页。
    ④［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⑤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下称《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⑥（19）文集之二，集60页
    ⑦（11）（13）（26）（28）（30）（35）（36）（37）（38）（39）（44）（47）（48）《梁集》，第356页、302页、124页、643页、470页、614页、72-74页、323页、153页、207页、644页、616页、837页、168页。
    ⑨文集之六第6页
    （12）（46）［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4页、530页。
    （14）参见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二第59-60页《梁集》第62页等
    （15）文集之九第3、25、2页。
    （16）（17）（20）（2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页、28页、104页、自序、
    （18）（23）（25）（29）（31）专集之九十九第64页、10页、35-36页、168页、175页、
    （21）（34）（40）（41）文集之一，第70页、14页、14页、122页。
    （24）文集之三十八第26页
    （27）（32）（33）（42）《梁谱》，第80页、510页、33页、127页
    （43）专集之七十二第19页
    （45）《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