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经典与黄河水患的治理
    在汉朝组织大规模治理水患的过程中，经学有着特别突出的影响。汉代的经学大师特别是那些精通《禹贡》者往往被视为深谙治河之道的人。成帝初年，大臣冯逡上疏，建议修治黄河，“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遣行视”。因《禹贡》中有九河之文，“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1]（《沟洫志》）。当时最有名的还是平当以《禹贡》治河的故事。《汉书·平当传》载，大臣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颜师古注云：“《尚书·禹贡》载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当明此经，故使行河也。”平当本人也十分看重经学与治河的关系。他曾于哀帝初年奏言：“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要求依照经义，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河。王莽当政，曾征召有治河才能的人员上百名。这些人提出了各自的治河方案，大臣韩牧、王横都曾谈及《禹贡》所载大禹治水之事，韩牧甚至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1]（《沟洫志》）。然而这一时期，关于治河问题，空谈者多，却几乎无施行者，以致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清河以东数郡被淹。河水又侵入汴渠，兖豫两州连年遭受水灾。
    东汉明帝即位后，决计治理黄河，使河汴分流。据《后汉书·循吏传》，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明帝召见通晓水利的王景，问以方略。“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除赐以钱帛衣物，还赐以有关图书，其中就有《禹贡图》。在治河过程中，王景“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6]（《循吏传》）。李贤注《后汉书》，以为《禹贡》有“原隰底绩”之语，所以此处“破砥绩”，乃“言破禹所致功之处也”。与王景同时的班固著《汉书·沟洫志》，曾引《左传》、《论语》之言以发论。这些都显示出经学的重要影响。顾颉刚先生曾指出：“禹治洪水是古代一件极大的故事；《禹贡》一篇就是记他治水的经过的，列在《尚书》的《虞夏书》中。固然这篇未必真是禹所作，却也不失为中国地理学史里第一篇大文字。在经书里，讲地理最有系统和最有真实性的，也推着它了。汉人治水，用了它作根据，在没有科学的地理学和河海工程的时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禹贡》本书太简略了，只能使人知道些水道的大概，不能给人以治水的整个计划。”[10]（P66-67）的确，河川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仅仅依靠经学，仅仅取资于经学著述，是远远不够的。诚如周予同先生所说：“试问假使黄河决口了，你就是将《禹贡》首一字背诵到末一字，你能像灵咒似的使水患平息吗？”[3]（P103）当时一些有成就的治水专家如王景等，主要依靠的还是自己的才华、经验和敬业精神以及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
    东汉末年，经学的政治功能和影响日渐缩小，同时汉朝腐败没落，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救灾活动，经学与救灾活动的关联也越来越少。灵帝、献帝所发的救灾诏书中，未见有称述经义之处。魏晋以降，虽然仍存在将经学运用于救灾活动的情况，但较之以经治国的汉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当然，儒家经学的基本理论对后来的救灾活动仍有深刻的影响。如主要导源于《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天地人一体观等始终是后人强调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高度和谐的思想依据，成为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理论支柱，而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又在后人思考救灾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儒家经学中的民本、重农和注重节俭、积储以及自然资源保护等思想观念，都成为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基本内核[11]。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继承和弘扬的。
    四、《春秋》决狱：法制建设中的经学因素
    （一）《春秋》决狱的出现
    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将《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引经决狱。
    最早运用《春秋》决狱，将经学引入法律之中的，当推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公孙弘。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在《春秋繁露》等著述中，董仲舒既善于从具体史实、案例中引申出法律原则，又善于援引具体史实、事例来论述法律规定；不仅论证了《春秋》等儒家经典对法制的指导作用，而且还直接将其贯彻到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是董仲舒所坚持的法律原则。后来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6]（《应劭传》）。董仲舒对策之后，公孙弘则以《春秋》经义缘饰法律条文，并因此登上相位。另外，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曾以《春秋》专断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在此以后，治经儒者竞相用经学思想对现行法律、刑典加以解释和阐发。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专从经学之旨立论。马融、郑玄等则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分别对刑律作了数十万言的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