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则
    《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经学渗入法律的突出特征，是“原心定罪”（又称“论心定罪”、“原情定过”），即在判案时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并考察、分析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只要有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即便是未曾实施犯罪，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如果犯罪者的动机和目的原本合乎儒家经义及其倡导的道德规范，其犯罪仅属过失行为，虽违法亦可减免刑事处罚。董仲舒已经开始将“原心定罪”原则用于司法审判。在他之后，汉朝在司法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如哀帝时，薛宣之子薛况雇人刺伤父亲的政敌申咸。御史中丞主张处以弃市之刑。廷尉则提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结果薛况被减去死罪，改判戍边[1]（《薛宣传》）。“原心定罪”要求在考察犯罪事实的前提下追究行为者的动机和目的，这一审判方针显然是正确的。只是在这里它又过分看重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对犯罪的客观事实有不同程度的忽略，使执法者难以把握和贯彻定罪、量刑的标准，以至于行为者动机的善恶，成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如果动机是善的，即使触犯法令也当免刑；如果动机是恶的，即使行为合法亦可处以刑罚。那么，如何判断动机的善恶呢？名曰依据儒家经义，实际是依靠司法吏的主观意志。这就为统治者任意解释法律、滥用各种刑罚开了方便之门。
    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原则，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意谓凡是蓄意杀害父母、君上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者同罪。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谋乱的念头，就应处以刑罚。如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2]（《淮南衡山列传》）又如汉明帝时，广陵王刘荆有罪，长水校尉樊儵等奉诏理其狱，奏请诛之。明帝大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樊儵则仰而对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明帝只好无奈地叹息良久[6]（《樊儵传》）。“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这条原则，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皇家威严，是大有帮助的，尽管有的统治者（如汉明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诛首恶”也是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一条原则。《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汉代治经儒者由此将“诛首恶”总结为《春秋》的一条经义，引入法律之中，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如成帝时，广汉发生农民起义，太守扈商无力平息。益州刺史孙宝则亲入山谷，劝说起义农民回归田里。事后孙宝上疏，“奏商为乱首”，强调“《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结果扈商被捕下狱，参与起义者无罪赦免[1]（《孙宝传》）。可见，“诛首恶”与“原心定罪”有关联又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如何定罪，前者偏重于如何量刑。“诛首恶”原则的运用，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汉朝既要对危害封建政权的人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又力求多用德教，少用刑罚，使更多的人安心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此外，经学对法制的影响还表现在“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等决狱原则上。“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论语·子路》记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2]（《论语·子路》）《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也说道：“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12]（《春秋公羊传注疏》）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并未普遍运用，汉武帝甚至推行首匿相坐之法，父子、夫妇不得例外。直到宣帝时才废除这一法令，“亲亲得相首匿”之法始颁布于天下。
    “恶恶止其身”，又称“罪止其身”，是指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本人进行处罚，而不株连他人。这一原则源于《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提到的“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汉光武帝时，赵熹为平原太守，会同诸郡讨捕盗贼，斩杀其头目，余党当判刑者达数千人，赵熹上书称：“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光武帝同意了[6]（《赵熹传》）。然而这一原则与首匿一样，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
    “以功覆过”，是指犯罪者如果曾对国家有功，审判时可以将功抵过，免于刑事处罚。这一原则主要运用于朝廷大臣犯罪的情况。其义亦出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齐灭之也。不言齐，为桓公讳也。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12]（《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七年》）汉宣帝时，大司农田延年因盗取公物，被人告发。御史大夫田广明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要求大将军霍光考虑田延年在参与拥立宣帝一事上的功劳，给以宽大处理[1]（《酷吏传》）。这样以来，“以功覆过”使一些官僚士大夫超然于法律之外，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