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领导工农运动，支持与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
    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是国民政府开展反帝外交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推动力。在省港罢工高潮中诞生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得到十几万罢工工人的支持才得以巩固。省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体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并支持了统一广东的战争。广大工人农民在中共领导下，给北伐战争以有力支持，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对英经济抵制。正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参加，才得以持久地进行，发挥巨大的反帝效益。国民政府抵制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所召开的关税会议的斗争，由于全国人民反对关税会议的革命运动，才变得有力量。这个运动在中共领导下，发展成为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13）。向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斗争，往往是广大群众先行斗争，然后国民政府出面收回的。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血腥暴行，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五百多名代表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收回租界、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和英国在中国内河航行权等。上述要求遭到英政府拒绝后，5日，武汉人民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由总工会代表李立三任指挥。会后愤怒的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九江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当局在2月19日同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长沙、岳阳的海关，也是中共党员领导那里的革命群众，在“还没有奉到中央（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中央领导机构--引者）的命令”（14）的情况下，从英国人手里夺回，由国民政府接管的。武汉政府后期的反封锁斗争，也得力于工农群众的同仇敌忾。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深有感触地说：“民心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15）
    国民党在改组前的致命弱点，是不重人民群众的力量，严重脱离群众。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16）同年7月陈独秀又著文指出：“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能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成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17）上述劝告是发生效用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制订了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继续对这个友党进行引导，帮助它提高认识。在1925年10月发生的反奉战争中，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枝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18）这一大纲草案为国民党中央会议所通过，是我党正确思想指导的重要成果。
    国民政府收回汉租界的外交活动，总的来说能坚持原则、态度坚决，但是有时也存在某些妥协动摇。如1927年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发出一则通告：“在此与英交涉期间，暂停一切反英、反教运动。”（19）这则通告显然失当。劝说群众不要进行过火的斗争，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群众停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错了。2月7日陈独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20）中共领导下的湖北农工商学联合会为此特发《致中央联席会议函》，要求政府立即纠正上述错误（21）。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14次会议对此通告作了纠正与说明。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本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这种争斗不但不违反国民革命的利益，并且正足以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国内反革命势力。”（22）
    四、帮助国民政府制定正确的反帝外交策略
    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革命党必须具有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革命策略，使二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以及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相适应的策略方针。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方面初露锋芒。
    1924年10月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控制了北部中国，并南下扩展到长江流域下游，上海江苏归其统治。直系势力居两湖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与它所扶植的奉系军阀，成为对革命威胁最大的敌人，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支持新直系孙传芳发动的反奉战争，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1925年至1926年上半年，北方大部分地区仍在日本及其扶植的奉系的控制下，但是那时英国、日本及其工具直系、奉系联合发起对国民军的进攻，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同时也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与直系，例如1926年2月发表的宣言中，就提出“打破吴张联合”、“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23）。这段时间南部中国情况不同。1925年5月至10月，南部中国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但是上海一带仍由奉系控制。此时中共的策略是，在上海主要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反对奉系军阀；在广东主要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陈炯明。1925年10月以后，英国支持的孙传芳的势力，发展到江、浙、皖、赣、闽五省，英国支持的吴佩孚控制了湖南、湖北，广东又在香港英国势力的威胁下，因而在南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主要是孤立英国，分别打击直系、新直系。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与英帝国主义及吴佩孚、孙传芳正面冲突。同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案明确制定了当时的反帝策略：“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它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24）1926年9月22日在《中央通告（钟字）第十八号》中，要求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25）。共产党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宣传本党的反帝策略，并给以引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