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帝民族革命高涨的时期，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竭力使国民党离开反帝立场，把群众斗争引上错误的轨道。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曲解三民主义为儒家的“中庸之道”，公然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反动理论，要求人们用“仁爱之心”去消融革命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用“仁爱之心”去消融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斗争，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对国民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们鼓吹，只需要反对英国，不必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单独对英”。“单独对英”口号出现不久，苏兆征（中共党员，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指出，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主张”（26），以讲究反帝策略的形式出现，其实却是根本取消反帝斗争。瞿秋白说：“单独对英”的要害是把反帝斗争变成对帝国主义无害的运动，这个口号的前提是腌割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反帝政纲。他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人民群众提出的“一种最正当和最低的主张”，然而少数人在所谓“单独对英”口号下向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条件，均毫无例外地抽掉反帝原则，删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所要求的，“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27）。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办的《工人之路特号》发表“短评”指出：“凡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都是一天天的紧扣我们，我们果真要废除束缚我们紧扣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只有向一切帝国主义反攻，如谓不反抗某一帝国主义，即不想废除革一部的不平等条约。”（28）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这样的文章，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打击，促使国民党形成正确的反帝策略。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单独对英”论既反映了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又反映了各派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本为了扩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竭力唆使亲日派搞“单独对英”，在鼓吹“单独对英”的同时，鼓吹“希望日本‘回东方来’”。张秋人在五卅运动中就将“单独对英”称为“亲日派的‘单独对英’”（29）。1926年冬，日本外相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访蒋介石，蒋介石派心腹张群访日，1927年1月，戴季陶重弹“日本--回东方来”的老调，把当时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称为“东方诸民族”的“良友”（30）。随着蒋介石控制的东路军向上海推进，美国对蒋介石影响的增强，国民党右派也明显地表现出亲美的倾向，大唱与美国的“友谊”。对此，共产党人发表大量文章，给以揭露批判，揭示美、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促使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国的同时，提高对美、日帝国主义的警惕，并进行必要的斗争。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反帝政纲，会后又决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统一外交工作，（31），给右派以限制和打击。
    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和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这依靠共产党思想和政策的正确，对国民党能兼顾联合与批评两个方面，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中国共产党对内依靠工农大众，对外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迅速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和政治上的发言权。
    然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完全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居统治地位，主动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步步紧逼的右派势力面前实行无休止的妥协退让，因而在大革命的后期，党已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时，由于他们拥有政权、军权，就能轻而易举地破坏革命，抛弃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变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为卖国外交。
    注释：
    ①②《向导周报》第23期，第169页。
    ③《向导周报》第1期，第6页。
    ④《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⑥《向导周报》第187期，第1994页。
    ⑦别列斯涅：《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美日对华政策》，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⑧《向导周报》第182期，第1921页。
    ⑨《向导周报》第180期，第1883～1884页。
    ⑩《向导周报》第182期，第1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