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来遗留史记名著作的人
    1.室町时代--五山僧侣
    除了钞写本外，能够看到的《史记》著作从室町时代开始。这时期，佛教兴盛，而汉学衰落，仅仅由僧侣继承着。在僧侣的狭小范围内，汉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进步，《史记》研究盛行，遗留下许多珍贵的解译书。
    ①、由日本人完成汉文体史记解释的开端
    日本人用汉文记《史记》解释本最古的本子出现在这个时期，即藤原英房的《英房史记抄》二卷（南北朝时代写，龙谷大学图书馆藏），给后来《桃源》、《幻云》两钞本也带来很大影响，因此意义深远。水泽利忠博士经过详细的考证，推断钞写时期是正平三年（1347年）英房55岁时（《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第八册《英房史记抄》）。
    此后，寿桂，字月舟，又名幻云的人，同样用汉字体写下了名为《幻云史记抄》的注释书。幻云经常去《桃源抄》著者桃源瑞仙的讲堂，在吸取桃源学说的同时，收录了《正义》的许多佚文，由此可见该注本的价值是很高的。到昭和时期，泷川龟大郎博士从东北大学所藏《庆长宽永古活字本》标记中拾集了《史记正义》的佚文，此后，《幻云抄》和《桃源史记抄》并驾齐驱，它们所记载的《正义》几乎是一致的。（《史记会注考证》第十卷《史记》正义佚存）
    ②、由五山僧侣创始的日语笔记体
    这时期，五山禅僧读汉籍，开设讲堂给弟子传授，由此诞生了把讲课内容抄写下的"口语体笔录"，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新形式的注释书，对日本人来说容易理解，因此汉学逐渐被日本人民接受，成为后来江户文学勃兴的源流。
    用国字（口语体）记《史记》的注释书，是桃源瑞仙著的《史记桃源抄》十九卷。此书吸收禅林诸先哲以及博士家说，是当时最优秀的书。解释非常仔细，又加入当时的俗语，因此容易理解。此书底页写有"依据自疆、北禅、王渚的三大老及一条台阁（兼良）、清原环翠翁（清原宣贤号环翠轩）之说、文明丁酉夏五初九抄毕矣"（原汉文体）的话。以后此书被研究、校订，并由后人把此书刊行。宽永三年（1626年）阴山的玄佐以活字形式出版。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ヶ尻浩氏以宽永三年的古活字本为底本，辅以其他善本校订，出版了孔版印刷本三册。总之这本书世中稀少，入手困难，幸亏至昭和四十年，龟井孝、水泽利忠两人以现存的最可信赖的善本数种校核，完成了《史记桃源抄》本文的复刊工作，题为《史记桃源抄之研究》。在现存的抄写本中，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十册本（舟桥家旧藏本）中保存着清原宣贤（天文十九年--1550年殁）的样笔，比其他书转写正确，是现存的桃源诸书中最可信赖的本子。此外桃源和尚的真迹二十册本原被藏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可是不幸在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非常可惜。
    2、江户时代--儒学的兴隆和研究的专门化
    上文已叙述过，在江户前期值得一提的是"首次由国人完成的版本刊行"。到了江户中后期，儒学勃兴，呈现出研究课题专门化、细分化的倾向。例如有的人只从"八书"中取出《天官书》、《律书》、《历书》的一种进行研究，或者只取《项羽本纪》、《伯夷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一编进行彻底研究，或者专攻《史记》中的字解、文法、校勘、评论、版本系谱等等某一方面，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这种学问兴隆的由来始于德川家康的好学和奖励学问。中期元禄三年（1690年）将军纲吉在汤岛设立昌平阪学问所，作为官方学部场所，扩大规模，招聘鸿儒，成为天下学府的中心。诸藩纷纷仿效，试着在各地开设了有名的私塾。提到《史记》是如何被讲授，官学的专业设置分经科、史科、刑政科、诗文科四科。汉土史学科方面，则传授正史编年、纪事本末等，下面列举在各专门分野留下名著的人。
    ①在注释方面有功绩的人
    在字句、注解方面最早的书，是居住在京都的冈白驹（号龙洲）在宝历六年（1756年）刊行的《史记◆》十卷，它补充"史记三家注"的不足，注释简明，成为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可惜的是，尽管引载古说，但许多地方未记名字。此后，重野葆光（字子润，宽政四年--1792年殁）留下大作《史记节解》七卷，此书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的方向相同，解说很赞同有创见的人，可惜由于是写本传存的很少，我所能知道的仅是九州大学和池田芦洲两处有藏书，这就是为何名著鲜为人知的原因。大阪的大儒中井履轩著《史记雕题》，据弟子早野正己在卷头的《序》中讲，写于文化五年（1808年）。履轩是大阪的鸿儒，继承父业，和兄竹山协力振兴了家塾"怀德堂"。当时，履轩采用史记评林宽文十三年刊行的八尾初刻本，上栏（眉题）录（雕）诸说，故名《雕题》。他的亲笔原本现藏大阪大学内的"怀德堂"。当今世上流传的《史记雕题》至今尚未刊行，仅以写本传存，属稀见书。本书被誉为古来《史记》研究参考群书的最高峰。《史记补注》的著者池田芦洲称扬本书的价值，有如下的论述：
    主于本文，及于"三家注"及"评林"之说，纠正其误。对于本文往往有前人未发的创见。即使对于论赞，也时时纠弹其偏失，和梁玉绳的《志疑》一起，成为和汉《史记》参考书的双璧。
    除上述外，江户期的名著还有：○清田绚（号澹臾，1785年殁）著《史记律》，以一、二短句评论事实，订正文章。○名古屋藩儒恩田维周（号蕙楼，1813年殁）著《史记辨疑》二卷、《史记辨误》一卷写本，辨析《史记》中的疑义，辨证三家注的失误。○昌平黉教官古贺煜，号侗◆，文改八年（1825年）留下《史记匡谬》一卷亲笔稿，列举《史记》记事与《左传》不合之处，订正其误谬。○村井元融（嘉永五年--1852年殁）著《读史记》。○羽仓九，号兰堂（文久二年--1862年殁）著《读史记答记》。此外，○市浦直心、加藤景范、龟井昱、铃木涣斋诸人，也各自留下著作。
    ②研究史记文法的人
    皆川愿，号淇园，宝历十年（1760年）著《太史公助字法》二卷和《史记戾柁》三卷。可称为这一分野的先驱。○菊地武矩，宽政十一年（1799年）著《史记文诀》一卷，论述《史记》的文法。
    ③对校勘尽力的人
    大岛忠藏，号贽川（天保九年--1838年殁），遗留下《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又名《天朝传本史记说》的亲笔书籍三卷。这部书与后书《史记考异》同时在《史记》校勘史上受到重视。《史记会注考证》的著者泷川君山博士在自己的著作第十卷第158页推断说："此书盖忠藏的手录"，并加以解释："引枫山本、三条本、中彭本、南化本、中韩本，以校今本。其曰枫山本者，文章生京房所手校。三条本，永正三条西实隆手写。南化本，僧南化所藏。云云。"（原汉文体）贽川还同其子桃年（号蓝涯，1853年殁）一起利用幕府、列侯所藏的权威性的古版二十余种，细致地检查了文字的异同，著《史记考异》十四册。这部著作确实致力于校勘，是当时最优秀的著作，在校勘方面，可以认为是日本的冈本况斋、安井息轩，中国的钱泰吉、张文虎诸人的先驱。贽川、桃年父子两代人的学绩是不能忘记的。另外，昌平黉教官冈本保孝，号况斋（明治十一年--1878年殁）著《影抄史记索隐校订凡例》及《史记考文》不分卷等，比较宋本和元本文字的异同，但收录的篇目只有《三皇本纪》和《十二本纪》。
    ④在评论方面突出的人
    关于这一命题，先父芦洲曾有如下记述：
    对《史记》文章的评论已不少见，但真正的批评者是赖山阳和森田节斋二人吧。山阳在别的方面没有专著，但对古文典型的凡例十分通晓。将《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段作为《史记》的名文进行高度赞扬的，也是由他开始。（中略）山阳在古文典型中摘出了一段加以详细的评论。森田节斋著《太史公叙赞蠡测》，进行细致的评陟。又平常给门人传授文章时，以《史记》为唯一的课本。山阳取叙事，节斋取论赞，各自见解不同，《史记》的精妙之处其实在于叙论二者兼有。（《二松大学杂志》，二松第二号《关于史记在我国的价值》）
    山阳是向司马迁学习的人，即使执笔《日本外史》时，还效仿《史记》。在写给少将乐翁公的书信中，有如下的效仿《史记》世家的话：
    于是，私仿迁史世家，而加详备，断自源平氏至于今代云云。
    森田节斋（明治元年--1868年殁）著的《史记序赞蠡测》，长期以来未能刊行，仅在《校订训点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明治十四年--1881年、藤泽南岳校订）的栏外，才能看到它的摘录，但到昭和七年（1932年）黑本植对全卷加以自己的评论，收录于《稼堂丛书》内而刊行了，这是节斋殁后64年的事了。
    ⑤作史记版本系谱的人
    冈本况斋著《史记传本考》（况斋丛书内）对于十余种版本，把它们的原刻和翻刻及流传关系用图示系谱，使人一目了然。列举的版本数目虽少，但都是在史记研究史上被视为重要的版本。采用版本名的次序如下：
    宋椠本、元彭寅翁本、明王延喆本、明柯维熊本、明嘉靖版、明万历版、朝鲜本、活字版（用汉文体分注）、明凌稚隆评林本、八尾版、红屋版（用和文分注），此外，还有《史记测议》、集解本、索隐本。
    ⑥专心研究律、历、天官三书的人
    在中国对于《律》、《历》、《天官》三书的研究，在乾隆、嘉庆（1736-1820年）时期盛行。乾隆进士王元启、孙星衍、钱塘诸人十分活跃。王氏著《史记三书律历天官正伪》，孙氏著《史记天官书补目》、《天官书考证》，钱塘著《史记三书释疑》。日本的三书研究也同时进行，出现许多成果。这些人和著作列举如下。（1）-（2）与乾隆时代相当。
    （1）史记天官书图解补注一卷宝历四年（1754年）序，未刊，西村远里著
    （2）史记律历补注一卷著作年代以前书为准，同氏著，未刊
    （3）史记历书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年）序，未刊，森效著
    （4）史记历书甲子篇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年）序，未刊，同氏著
    （5）史记律历考安永四年（1775年）序，未刊，松永亿藏著
    （6）史记律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年）刊，同氏著
    （7）史记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年）刊，同氏著
    （8）史记天官别考安永时期著作陇坻顾元著（未见）
    （9）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管窥三卷天保十年（1839年）刊，猪饲彦博著
    （10）史记律历书解二卷嘉永五年（1850年）刊，池永渊著
    ⑦潜心研究扁鹊仓公传的人
    德川时代学习医术的人，无不读《伤寒论》及《扁鹊仓公传》。因此，研究该传的人才辈出，并留下许多优秀著作。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对此研究情况怎样呢？很少见到这类著作。对该传的研究可以说超过中国，有以下著作：
    （1）扁鹊传割解二卷明和七年（1770年）刊，安藤惟寅著，安藤正路补考
    （2）扁鹊传解一卷安永六年（1777年）著者识语，未刊，邨井杶著
    （3）扁鹊传考一卷同年、同氏著，未刊
    （4）扁鹊仓公传一卷天明六年（1786年）刊，池原云洞著
    （5）扁鹊传注一卷天明七年（1787年）序刊，菅井仓常著
    （6）读扁鹊传割解一卷文化三年（1806年）著者识语，未刊，猪饲彦博著
    （7）扁鹊传正解一卷附阴阳论一卷文政六年（1823年）刊，中茎谦著
    （8）扁鹊传解一卷天保三年（1832年）刊，石坂宗哲著
    （9）影宋本扁鹊仓传公考异一卷嘉永二年（1849年）刊堀川济著
    （10）扁鹊传备参一卷同年刊，同氏著
    （11）影宋本扁鹊仓传公一卷同年刊，丹波元坚著
    （12）扁鹊仓公传汇考二卷同年刊，丹波元简著，男元胤补、男元坚附按
    （13）扁鹊传问难嘉永三年（1850年）未刊，伊藤馨著
    （14）扁鹊仓公传续考一卷未刊，庆应二年（1866年殁）海保元备著（未见）
    （15）扁鹊仓公传管见一卷安政年间著著者森立之（未见）
    （16）扁鹊仓公传集解二卷明治二年（1869年）自序，未刊，山田业广著
    上文中除（6）（14）（15）（16）以外均系医家著作。根据序跋，（5）的菅井氏说："著书是为了使今世医者知道古医术。"（4）的池原云洞、（10）的堀川济、（11）的丹波元坚三人都是将其作为医学讲习用的课本刊行的。（16）的山田业广著书用的是在丹波氏的跻寿馆讲授时的课本。（此项大多依据先考芦洲之说）
    ⑧掀起宽政"评林本"排击运动的人
    进入江户中期，《史记》作为课本，《史记评林本》达到全盛时期。出于对过分相信评注的反省，排击运动抬头，即从版本中删去总的注解，使读者直接读到原文。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越后村上藩儒服元宽、长门人多贺渐，大津郡儒士陆可彦诸人。诸人排击运动的根底思想是："史文再怎么说是古典文章，它本来不过是叙事文，应该一读即懂的，这与经文需要注释的性质完全不同。"三人中的多贺渐，基于这样的主张自著《史记正文》自序的开头有这样的记述：
    余自少好史记，初者并注评皆读之，或五、六月尚未能毕其业，而其文则断裂，吾神则惛瞀，又时自省其所得者，杂然离散，茫洋荒忽，都无统纪焉，于是并去注评，而以读之，乃不阅月，已得卒其业，而其文则透彻，吾神则精一，其物有秩，其事相贯，以滚滚乎，以来上吾心，而浸浸乎，以成诵于吾口矣，云云。
    这个论旨十分明确，三人作为排击运动实践的一环，计划自己编纂理想的《史记课本》，各自刊行了以下书籍：
    ○磐船活版史记（宽政四年--1792年）服元宽纂
    ○史记正文（宽政五年--1793年）多贺渐音训
    ○史记钟伯敬删定史记正文（宽政十二年--1800年）陆可彦删定
    以上三书的刊行集中在宽政仅八年间，从这点就可看出《史记评林》排击运动当时是如何勃兴、激烈。对开版以来一直顺利普及的《史记评林》一书来说不啻是命令其停止的一服清醒剂，是很有勇气的一个行动。可这个运动没有根本动摇评注全盛的势头，不久由江户进入明治时，排击运动也消亡了，"评林本"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再次到来。前文所述明治前期八种《史记评林》本续刊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时代由明治向大正变化期间，排击运动告终。与昭和时期开始而同步，史记评注详密的倾向更加得到强化，即泷川君山、池田芦洲等编纂综合各家注解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史记补注》那样的大著。关于两书的特色，下文"昭和期"将进行论述。
    这场排击运动的终息是在大正--昭和的前期。在中国，当时许啸天句读的《新式标点史记》（1924年），顾颉刚、徐文删两个的新式标点本《史记白文之部》（1936年）等的白文史记被刊行。但这两人出书的目的在于专门研究史文的分段和句读，与排击运动的特性是不同的。昭和三十年代（195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书，它接受了这两种相反的论点，使任何一方都能得到满足，这就是以中华书局编辑刊行的《点校本史记》为代表的方向，史的"正文"和"评注"在同一纸面上出现，先将正文分为数段，各段正文之后载三家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用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为便利读者起见，把原来散列在正文之下的三家注移到每段之后，用数字标明。（《点校本史记》出版说明第五页）
    用这种方式把两者主张都采纳进来了。
    3.明治时代--此期的风潮和学绩
    明治维新是日本教育界、思想界的一大转机。在明治五年八月，发布了使用大政官名称的学制，至此，以私塾、寺小屋为首，在废藩后仅仅能保住性命的藩学校也不得不停办了。因此，汉学顿时衰退，掀起了欧化崇拜的风潮。明治十年代时，虽试着设置了"古典讲习科"，创立了"斯文学会"，但反欧化团体的运动反而更加气息奄奄。在这样的风潮中，明治前半期的史记研究，虽有各种《史记评林》本续刊的壮举，但其他方面则显得贫乏。以下若干版本的刊行，也没有超出过去旧注、评论节录的领域。○广部鸟道著《标注史记读本》一百三十卷（1882年）、落合道三著《史记正本》一百三十卷（1882年）、竹添进一郎著《史记钞--详注历代文钞内》（1885年）、芳本铁三郎著《史记十传纂评》十卷（1885年）、龟谷行阅《纂评史记传抄》一卷（1886年）。此外，冈本况斋、安井息轩的大儒遗留下与《史记》关连的手稿，也只不过是小品罢了。
    但在其他方面国民一致出现新兴的意气，四民平等的思想和学制改革，使得教育离开特权阶级成为广大的一般庶民所有。明治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时，在主要的大学、中学，作为汉文的参考书很需要简明易懂的解释书，口语体的"讲义录"的形式相继尝试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