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山德淳著《史记列传讲义》一卷（明治二五年--1892年）
    冈道著《鳌头解释史记列传讲义》二卷（明治二五年--1892年）
    稻垣真久章著《史记列传讲义》一六卷，少年丛书汉文学讲义本（明治二五年--1892年）
    城井寿章著《史记列传讲义》三卷， 支那文学史全书本（明治二六、 七年--1893年、1894年）
    明治年间，总的来说，学术专门书的刊行中值得一看的书很少。这期间，以下三书的著者显示出自己的见解，值得注意：
    （1）冈道著《史记列传讲义》（前述）卷头的解说文
    （2）池田芦洲著《史记读书》（在昭和项中详述）
    （3）田冈岭云著《和译史记》二卷（明治末年刊）
    书名中的"和译"，是指将汉文改写成普通日文，这本书将《史记》改写成了普通日文体，在日本尚属首次，他的和译没有更改原文一字，保留了汉文体的简洁。这种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著者的抱负如下：
    将来的汉学研究需要新的样式。本丛书破天荒的刊行是对汉学研究的一大革命，盖又是时代的需要。
    这种形式，对以后的大正、昭和期也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4.大正时代--"和译史记"的刊行和"古钞本"的影印刊行
    作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可举出的是：（一）"和译史记"注释书的刊行；（二）日本最古的钞写本的影印颁布。从明治后半期盛行的"讲义录"类，到此时有更大发展，《史记》全卷译完的书被好几家出版社争相刊行。当时的读者层还未达到一般大众，只是专门研究国汉文的学生。但这些学生最早从《史记评林》本等旧版本中走出，有寻求口语的、平易的解释的倾向。为了满足这些学徒的愿望，和译注释书就流行开了。
    （1）增定史记列传讲义《少年丛书汉文学讲义》内，（大正元年--1912年）兴文社刊
    （2）史记《汉籍国字解全书》内，桂、菊地、松平、牧野四人执笔（大正八、九年--1919年、1920年）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刊
    （3）史记《国译汉文大成本》内，公田、箭内共著。（大正十一年--1922年）国民文库刊行会刊
    （4）对译史记《对译详注汉文丛书本》内，塚本哲三著（大正十二、十四年--1923年、1925年）
    （5）史记列传讲义《汉学专门二松学舍讲义录》内，久保◆次郎补注（大正十二、十四--1923年、1925年）二松学舍出版部刊
    上文（2）早大出版部刊《汉籍国字解全书》，由硕学四人担当，以国字试对《史记》全卷注释。（3）的《国译汉文大成》本和上面的《史记》本的形式虽不同，但同为后来注释书的典范。
    这个时期的第二特色，是日本最古的《史记》钞写本相继试着影印刊行。
    （1）影印《史记·殷本纪》残卷《吉石◆丛书四集本》刊（大正六年--1917年）有罗振玉识语
    （2）影印古写本史记残卷《河渠书第二十九、张丞相列传第九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五十七》于日本罗振玉刊（大正七年--1918年）
    影印刊行这些古钞本，使自古以来被秘藏、几乎看不到的东西直接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对学术界是大有裨益的，为以后的昭和期影印本刊行开拓了道路。
    5.昭和时期--史记研究目标的细分化
    这个时期，以停战那年为界，可分为战前二十年和战后三十余年两个时期。现将两个时期通览一下。随着国运的昌隆，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都很显著。在《史记》研究方面目标也是多方面，以至出现空前的盛况。现在，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将昭和前期的许多著作割爱，但作为前期的代表，想举出：①泷川君山的《史记会注考证》，②池田芦洲的《史记补注》。两书各有特点，但又有不少相似处。即：都采取清朝考证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考证《史记》全书，注解以三家注为本，并博采古今东西诸家学说，并断以已说。版式方面，沿袭中国古版本样式，把注释散在正文之下。
    （1）泷川君山著《史记会注考证》一百三十卷，十册，昭和七--九年（1932年--1934年）东方文化学院刊。昭和三一--三五年再版，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刊。
    昭和七年本书刚一问世，立即受到各界人士的注目。此后，昭和三十一年，水泽利忠博士刊行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称扬泷川《史记》，该书的盛名更为广泛传播。本书研究的内容，涉及史实的考证、注释、文字校勘的各个领域，考证极为详细。其中值得特书之点是订正了以往过于节略的三家注合刊的"正义"，恢复了近似于张守节原书旧形的功绩。这是作者为东北大学教授时，从该大学所藏的庆长宽永古活字本的上栏注解中，发现了至今已佚的"正义"一千二、三百条，补充了三注合刻本"正义"的缺漏。著者对于发现佚文的经过以及当时的喜悦之情，有如下的记述：
    吾读三家书，益知三注本所录正义削落甚多也。偶繙东北大学所藏庆长宽永活字本史记，上栏标记正义一千二、三百条。皆三注本所无，但缺十表。其后又得《桃源史记抄》、《幻云抄》、《博士家史记异字》所载正义略与此合。……（中略）余于是知大学本标记之所由，欣喜不能措，手录以为二卷，题曰《史记正义佚存》。……（中略）今录之会注正义各条，略复张之旧云。（《史记会注考证》第十册《史记总论》148页）
    本书的刊行也被海外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之际，作为纪念性的事业，影印了本书，由文学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永远留传后世的名著。
    （2）池田芦洲著《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卷，二册，原稿为著者昭和八年的绝笔。《本纪》、《世家》、《列传》在昭和四七--五零年（1972年--1975年）由男英雄校订，明德出版社刊行
    著作内容包括史实的考证、注释、文字的校勘等，引用诸名家三百九十人，引用书目达四百余种，也散见有自己的见解。著者七十岁殁。他在三十岁时已著有《校注史记读本》本纪、列传部分三册。至晚年，自评这部书说："本于旧注，广采和汉古今诸家之说，特别吸收清儒考证家之说。"这个读本，是后来《补注》的母胎，这个自评也可以认为是《补注》的评语。恐怕是日本最初在《史记》注解方面采用清朝考证学者诸说的人吧。水泽利忠博士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新编》所写的跋文说：
    通览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对于《史记》注解作出辛勤劳动有名的业绩者是君山的《会注考证》和芦洲的《补注》，正可以成为双璧吧。
    著者潜心研究《史记》达四十余年。
    6.战后期研究领域的细分化
    战后三十年间，我国《史记》研究，呈现出多目标、广范围、与前代相比未曾看到的繁华盛况。上到纯粹的学究的研究论文，下至面向一般大众的读物，以《史记》为题材的书籍、杂志类的刊行年年上升。我二十年来搜集与《史记》有关图书，希望能看到现存的由日本人写成的所有作品。到现在，自己目睹的著作，限于明治以后的，有单行本百八十余种。内译自明治期有四十八种，大正期较少，仅有十一种，昭和期实际达百三十种多。这些著作中，战后约占百种。若加上各研究机关、大学等发行的纪要类，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类，这个数目是很大的了，呈现出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景观，是日本史记研究史上未尝有过的事情。关于战后日本刊行的著作，以后想另文执笔。现在，仅仅收集诸贤发表的研究题目列举如下：
    （1）注释方面：①沿袭原来的三家注。②平易的和文解释。 ③脱离原文的口语译注。
    （2）评论、文评。
    （3）考勘、辨误。
    （4）史记古注佚文拾遗。
    （5）史记文法论。
    （6）史记研究的解题书。
    （7）史记古本、古活字本的研究。
    （8）敦煌出土史记的研究。
    （9）史记古钞本的影印刊行。
    （10）史记桃源抄的研究。
    （11）史记与其他史书类的比较研究。
    （12）史记三家注的研究。
    （13）史记和古代纪年的考证。
    （14）史记编述年代的研究。
    （15）史记著作考。
    （16）司马迁的研究及传记。
    （17）司马迁年谱。
    （18）史记登场人物的传记。
    （19）秦汉版图及藩族考。
    （20）史记宋元版书目。
    （21）史记诸文献目类。
    （22）史记列传索引。
    （23）东洋读史地图的编纂。等等
    以上通览了我国诸先哲《史记》研究的流变，几乎看不到汉儒经学中所见的师承相传的学统。仅仅知道先哲的著绩必定会对后代学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后代的学徒又继承扩大发扬先哲的成就。日本学者关于《史记》研究著作的数量与中国相比，不用说远远不及，这个比率大概是十比一、二的程度吧。但是，把原来是他国书籍中的史书象国文一样读透，还将其作为自古以来学者的修养科目之一，历代的古典也多从中引用，在当代则通过口语译本的发行使其受到大众喜受。对他国的史书如此亲近，研究之精，活用之大，这样的国家此外还能有吗？搁笔之际，对日本各个时代先哲们的精心劳作、光辉业绩表示衷心敬慕。
    ［作者附记］①先考芦洲尝撰《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一文（昭和七年《二松》第2号载），愚生敝稿有一部分不免重复。将先考未着手的领域作为论述的中心。请并看。
    ②本稿中散见的《史记》著作者名以及有关资料的收藏地点，记载在下面书中，请并览。
    （1）《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池田芦洲原著，男英雄校订， 昭和五三年明德出版社发行）
    （2）《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新编》（以上两人著，昭和五六年刊，英雄私家版）。
    ［译者后记］作者池田英雄，1908年生于东京青山，1932年毕业于大东文化学院高等科，任日本无穷会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研究员。与其父池田四郎次郎（号芦洲）合著《史记解题、史记研究书目解题》一书为学术界所注目，全书著录《史记》研究书目凡673种，收罗宏富，分类严谨，解题简明，便于查阅。 作者对汉字颇有研究，有《汉字教室》、《基础汉字之学法》（共著）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