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错误性质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不是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而是坚持城市中心论错误造成的。
    不可否认，在我们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很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未曾预料到的。没有经验就需要探索，而所谓探索，故名思义，就是要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与方法。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把共产党人赶到农村去。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组织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在八七会议战略决策的指引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进入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还是贯彻城市中心的思想。南昌起义部队千里转战，南下广东，打算重建以广州为中心的根据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也曾计划夺取长沙，打了几个败仗后才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广州起义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尽管这些起义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思想，但却都是革命过程中的探索问题。首先，三大起义和其他各地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英勇反击，起义军民的英勇战斗精神，给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虽然多次起义或因对手过强，条件不具备而失败，或因准备不足，方法不当而失败，但功不可没。党不仅创建了人民军队，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前进了一大步。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重要的时期。”⑥其次，这些起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大胆尝试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当时除以城市为中心外，还没有别的道路与方法，所以他们只能摸索着前进。再次，这些起义反复证明，按照外国经验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指出：在广州举行暴动，“企图夺取全省政权，这不但在客观上暂时不可能，而且在各地的暴动没有广大的发展之前，骤然有全省政权中心的广州暴动很难维持很久的胜利。所以，目前主要策略，是要极力发展各县农民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中共中央也从中得到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⑦这表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通过总结广州起义经验，已认识到要实行武装割据，虽然还没有达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高度，但也实在是可贵的探索。最后，在初期的艰苦探索中，杰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八七会议后，他领导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平江、浏阳、安源等7县的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把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精神和求实态度相结合，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从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相反，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就错误的性质而论，不是探索革命道路的失误，而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造成的恶果。王明回国后，不作调查研究，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引经据典，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运到中国来，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内容是用共产国际决议拼凑的，最大的特点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用外国人的东西来吓唬中国人。笔者略加统计，该书“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部分，共240行，引文竟占1/3，多达80行。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所以王明也积极推行城市中心的政治纲领，并积极推行以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这种以城市中心论为基础形成的急于在中心城市同敌人较量的方针，违背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不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以，他们的所为根本不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更不是什么革命新道路。表现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问题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红军和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和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的事实，盲目地要求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实行进攻战略。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这就把革命的胜利放到了夺取城市的基点上，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由于临时中央多次要求中央红军夺取赣州、吉安、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中央红军不得不在铁的纪律迫使下于1932年实行进攻作战，1933年秋以前实行主力分离作战。不论毛泽东、朱德还是周恩来，谁都无法顶住“左”倾错误的冲击。所以，中央红军虽然由于指战员英勇奋战、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援而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然而由于临时中央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红军也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巩固和发展红军与苏区的有利时机，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1933年9月25日，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以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敌人重点进攻面前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但从敌我兵力对比、人心向背、军队素质等方面看，打存敌人的“围剿”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只要按照前几次反“围剿”的军事原则去指导战争，也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德国人李德，要求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去消灭敌人。两个月过后，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自己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又经过10个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消极防御作战，同优势敌人拼消耗，结果使红军处境更加困难，不得不于1934年10月进行转移--长征。毛泽东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消弱了红军的结果”。⑧这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的历史性惩罚。“左”倾机会主义不懂什么是中国革命新道路，也没有去探索革命道路，所以也就不存在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问题。那种把“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说成是中共探索革命道路的失误的观点，无意中否定了当时中共内部存在着城市中心论、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否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