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追究个人责任但要分清历史功过。
    关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强调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1944年毛泽东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事件、人物功过的榜样。他针对王明的错误特别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人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15）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强调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16）他们的论述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不要说好就一切都好，绝对的好；说坏就一切都坏，绝对的坏。要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要能反映出历史人物功过可能并存的历史复杂性或功过演变的历史曲折性、起伏性。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还应具体分析他们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7）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不是苛求王明，根据我们掌握的详细的历史资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是“城市迷”。1931年12月29日，他参与制定的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根本没有提到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后来，王明思想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而有所变化，提出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问题，但始终没有摆脱“左”倾冒险主义，仍然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豫皖形成打成一片的苏区”。（18）换言之，他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更不用说在毛泽东已提供的“新的东西”之外再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了，所以他不能被称作“探索革命新道路”。如果把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说成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失误”，就背离了事实，混淆了是非界限，不但是不妥当的，而且是不科学的。
    总之，对以往的历史概念、提法进行审查，必须采取郑重的态度，必须建立在认真研究事实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事实，缺乏史料，随心所欲地否定过去的提法、概念，就不仅是不慎重的，无益的，而且还会产生混淆是非的不良后果。依笔者愚见，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段历史使用“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或“土地革命战争的曲折”等提法较为妥当，既避免了“路线错误”的提法，也不会引起歧义。
    本文1994年8月10日收到
    注释：
    ①《中国革命史讲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③《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⑤《军事通讯》创刊号，1930年1月。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⑩（11）《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1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第11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8页。
    （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1页，第264页。
    （17）《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18）《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