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国经济刚刚开始恢复，长期战争创伤急待养息之时，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并派兵插足我国领土台湾。在这突然变化的形势下，党和政府并没有改变工作重点，而是在同年10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同样正确处理了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
    派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兄弟邻邦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既是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是为我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革争取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及时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把广大人民高昂的政治热情，及时引导到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去，既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任何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都必须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作为检验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不仅不能推动生产的发展，相反却只能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部分，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2/3，占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总额的80%，占全国银行的2/3，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由大官僚、大买办所操纵、同国民党政权紧密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代表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收官僚资本，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措施。没收官僚资本的范围，主要是没收由国民党县以上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包括它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德、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大官僚分子直接举办的企业，以及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的股份。除此以外，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一般国民党人经营的企业，以及官僚资本企业中民族资本家的股份，均不予没收。
    根据规定的政策，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共2858个工矿企业和2400多个金融企业，同时还取消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并通过管制、征购、征用、代管、转让等不同方式，接收了629家外资在华企业。在这个基础上，与老解放区的公营企业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都转到人民政府手中，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准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条件。
    民族工商业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一定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是比较先进的社会经济力量，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对于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鼓励它的经营积极性，扶助其发展。这样做，对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税收和公积金），扩大商品流转，维持劳动就业，培养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都起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民族工商业毕竟是以剥削工人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有着损人利己的本质和生产经营的盲目性。这就必须在利用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它的消极作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一部分投机资本家曾经掀起4次物价猛涨，同国营经济争夺市场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是加强金融管理，取缔金银外币的投机买卖，巩固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二是采取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加强市场管理，严禁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三是控制主要商品，统一调度和适时抛售，用经济手段斗垮投机资本；四是紧缩货币投放，加强税务管理，对通货膨胀实行釜底抽薪。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上制止了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连续12年恶性通货膨胀，确立了国营经济对市场的领导权，随后，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加上1950年冬天开展了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活动，以及随着土地改革的逐步完成，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产值和营业额也有了增长。
    但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并不满足于正当的合法利润，尤其是在国家加大基本建设投资，抗美缓朝前线急需大量工业品的情况下，他们利用同国家机关和国营经济在业务上的联系，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下，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沾染上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习。如果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干部队伍就会被腐蚀瓦解，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就会被破坏，人民政权就会被动摇。因此，党中央决定从1951年11月起，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务必“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2）同时指出在运动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