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王公贵族以及八旗官兵的需要又实行圈地政策，致使一些地区特别是畿辅地区的经济再度萧条。但是，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统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政策的更张，不可能不将传统的藉以笼络人心的“轻徭薄赋”旗帜再度张扬起来，这也就是所谓的“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注：朱鼎新：《请明纪纲定人心疏》，见《皇清奏议》卷1。）。 对此，在顺治三年（1646年）的上谕中曾作过明确的表白：
    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此皆贪官猾胥，恶害去籍。将朝廷德意，何时下究？明季丛蠹，何时清理？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查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数目，原额若干？见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直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见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赖，称朕加惠元元至意（注：《顺治朝东华录》卷2，顺治三年四月壬寅。参见《清世祖实录》卷25。）。这里的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显然是以鉴前朝弊政、宣布新朝德政为出发点，并有一些具体的纠偏清查指令，当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轻徭薄赋政策在清初到底执行到何种程度？却更值得注意。
    一、“轻徭”问题
    一般地说，自从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与役合一，随地亩征收钱粮，“薄赋”也就意味着“轻徭”。但这大多只具有理论意义，征敛赋税与摊派徭役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相同。由于清初战争相继、兵马过往不息，加上河工城防、土木工程，徭役非但不能轻减，滥加差役派夫反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时人称：“王师屡出，河工告急，派粮科、派梢草，转运数百里之外。其一二仅存之孑遗，困于征输，颠仆道路，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几何”（注：罗国士：《急复驿递原额流》，见《皇清奏议》卷3。按：康熙《四川总志》卷35， 《筹边》所载四川巡抚张德地奏疏亦称：“搬移王眷，会剿逆贼，叠差烦累，日无休息。且蜀道险峻，行李等项俱系背送，皮骨俱穿……”。）！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上谕兵部时曾概称：
    年来四方多故，兵马络绎，差遣繁多，驿递疲困，至今日已极。乃奉差官员全不知地方苦楚，勘合火牌之外，恣意苦索，驿夫不足，派及民夫，骚动里甲，甚而牵连妇女，系累生儒，鞭驿官如罪犯，辱州县等奴隶，以致夫逃马倒、罢市止耕，上误公务，下害小民（注：《顺治朝东华录》卷3，顺治八年闰二月丙寅。）。顺治帝在这里已经指出了不按“勘合火牌”，滥征役夫的弊端，从而使本已繁重的徭役征发更趋繁重。同年，户部左侍郎王永吉也谈到，徭役的私派滥征，除了与地方有司不体恤下情有关外，如狼似虎的奉差满汉官员“亦不能辞其责”。王氏具体指出江南的情况：“每船一只，要夫五十名，如到十只，便派夫五百名。若到大差，则派夫一二千名、三四千名不等。关锁空院，伺候三五日，大寒大暑与中途逼打赶牵纤而死者不少”（注：《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 顺治八年九月王永吉揭贴。）。
    顺治中期以后，随着湖广、云贵等地的用兵，“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注：《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 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洪承畴揭贴。 ），役夫频差，人民更困于转运之苦。顺治十二年（1655 年），五省经略洪承畴略称：“湖南贼氛未靖，官兵驻扎宝庆等处，需用米粮豆谷甚多，……即令长沙民人解运，乃水路由三塘街小河赴宝庆，计程七百余里，每船一只止可载米十四五石，中有五十三滩，如船遇滩险，即搬米上岸，过滩复载。若晴明二十日可到，倘或贼阻或阴雨及风不顺，必一月始得抵宝庆。又陆运先自长沙水路运至湘乡，自湘乡县陆路到宝庆计程三百余里，皆大山峻险，肩挑背负，一人有力者背米不过四五斗，又雇一人代负食米，往回必十二三日，较之水路更甚……民人安得不逃窜死亡？且驱而为盗！……若不早议苏豁，则皮骨俱尽，必至无民；若不早定转运长法，则粮料中断，必致误兵”（注：《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洪承畴揭贴。）。次年，洪氏又叹称：“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注：《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 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洪承畴揭贴。）。顺治十五年（1658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粹然更形象地描述：“东连燕赵，西接秦川，官兵之往返，差役之来去，络绎如线。因而有行李，有眷属，多不过一二十辆而止，官兵差役奉旨牌票，皆系王事，孑民竭厥应承，……稍不如意，辱有司，笞书役，鞭挞士民，毙牛坏车，无所不至其极。可温可饱有家毋论矣，穷而至于鳏寡孤独，亦不能免此征派”（注：档案，顺治十五年九月二日李粹然题：《为陈晋地艰难等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注“档案”者，均为该馆所藏。）。顺治十六年（1659年），兵科给事中杨雍建又指出“弊政数大端”，其一云：“正赋之外，夫役、匠役有派，河船马船有派，炮车铅药器具有派……，此滥派之害”。其二云：“用夫不据勘合火牌，凡往来馈送、土木工作，皆妄滥差役。甚有抑勒折价，此处即折，彼处仍复取夫，在在流毒，此用夫无限数之害”（注：《清世祖实录》卷123， 顺治十六年正月癸卯。）。正所谓是：“陆有供应夫马之扰，水有轮派水手之累，寥寥孑遗，兽奔鸟散”（注：《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顺治十七年四月一日张所志揭贴。）。关于此，在清初的有关诗词中也多有描述，可参看（注：拙著《清代军费研究》已经引述过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陈维崧所言“尽累累，锁系空仓后”，颇类似上揭王永吉所言“关锁空院”。另外，吴伟业的《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查慎行的《麻阳远船行》等诗也有形象的描述。）。
    清初的差役派夫之频之烈，通过上揭史料已可略见，这里当然谈不上徭役的轻减。不惟如此，清初对征发的夫役，又往往不给雇价，即使给少许雇价以资糊口，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势下，兵饷军费尚应接不暇，不得不让地方“设处”，即所谓：“搬运、车牛、人工之费，均有州县设处”（注：档案，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戴明说（户部尚书）题：《为救穷民当禁私派事》。）。这种“设处”当然也是取自民间，也是私征滥派，所以连顺治帝也承认：“运送脚价及各项器用，所费不赀，悉系民间购办，最为苦累”（注：《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亥。）。而且，令地方官设处的雇价、水脚，又因着各种情由成为画饼，一如湖广总督祖泽远所说：“前者湖南各属因用过水脚无抵，喋喋请扰，至今尚未结案。今复不加详议，恐运费仍无凑处。……湖南未靖，师旅繁兴，粮糈一项最为吃紧，缘永、宝、辰、常、沅、靖一带，水路俱多险阻，不特措办维艰，而解运更为不易也。职每鳃鳃虑之，节据州县申详，皆以解役苦累为词，亟思补救，殊无良策”（注：《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顺治十一年正月五日祖泽远揭帖。 按：在该揭帖中，祖泽远曾引述了制定于顺治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运粮脚价银额及食米额定例，可以参看。但事实上难以执行，直到康熙中期，支发脚价雇资才走向正规。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215、232-235、351页。）。
    要之，顺治年间处于一种特殊的兵荒马乱时期，徭役的征发是普遍性的，所谓的“轻徭”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