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薄赋”问题
    相比于“轻徭”的无声无息、毫无实迹，“薄赋”政策可谓是政令屡下，大张旗鼓了。
    在田赋征收中废除明末的“三饷”加派，最为引人注目。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最早的一次有关诏令是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以摄政王多尔衮的名义（时顺治帝尚未到北京）发布的，其文曰：
    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注：《清世祖实录》卷6， 顺治元年七月壬寅。 该谕原件请参见《明清档案》第1册，第15件，顺治元年七月八日摄政王谕令，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按： 此前，天津总督骆养性曾疏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参见《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午。）。这就是所谓的“我朝革命，首除三饷，与民休息”（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赋册粮票》。）。同年十月，顺治帝在北京登基后，又以皇帝的名义再行颁诏。此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六月、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七月又屡屡重申（注：见《清世祖实录》卷9， 顺治元年十月甲子：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丁卯；卷17。顺治二年六月己卯；卷30。顺治四年二月癸未；卷33，顺治四年七月甲子等。又可参见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第20-2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终顺治一朝，有关废除明末加派的谕旨多达10余次，足见清廷对此一问题的重视，并在一定范围内对明末的加征有所减免，因之，被视为是恢复社会经济的最为重要的措施（注：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1册，第192-19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郭蕴静： 《清代经济史简编》第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龙潜： 《明清经济史》第301-30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周远廉： 《顺治帝》第112-11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究其实际执行情况，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受着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以及财政困难、军需紧急的双向制约，所谓废除明末的加征，在许多情况下只具有安抚的性质，有关谕令形同虚文，私征暗派十分严重。顺治二年（1645年），兵科给事中李运长就曾指出：“明季度支百出，正供之外乃有辽、练、剿饷种种加派。……我皇上子惠遗黎，恩诏蠲免。……今乃泽未下究，弊端渐复。窃闻省直州县易剿、练等税为草豆等名色，加征如故。询诸外来士民，大抵皆然，非止一处”（注：李远长：《敬陈保邦富国要图疏》，见《皇清奏议》卷2。）。前揭顺治三年（1646 年）“轻徭薄赋谕”亦承认：“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朝廷的“德意”无法下究，明季的“丛蠹”也难以清理。顺治八年（1651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奏称：“有司派征钱粮，皆假吏胥里书之手，或蒙弊不知，或通同作弊，朝廷虽有浩荡之恩，而小民终未免剥削之苦”（注：《清世祖实录》卷57，顺治八年六月辛酉。）。顺治十八年（1661年），户科给事中彭之凤题称：“百姓每地一亩额银若干如数征收，何难输纳。所难者贪婪官吏，正额之外，复有私派，正饷之内，复有加耗”（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第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也就是大学士张玉书所说的“方今民穷财尽，多因有司私派”（注：张玉书：《请杜设法名色疏》，见《皇朝经世文偏》卷26。）。终顺治一朝的私征暗派显然十分严重，在这种背景之下的废除加征也就打了许多折扣。
    第二，在顺治元年（1644年）曾经谕令废止的“三饷”之一的“辽饷”，不久又重新开征。辽饷的重新开征，是借口辽饷系万历旧例，而清初的钱粮征收又是依照“万历则例”，如江西巡抚朱延庆所云：“案查明季万历四十八年间，江西布政司奉文每田一亩加派辽饷银九厘，共该银三十六万一千三十六两一钱四分四厘，至崇祯年间又加练、新二饷。……至顺治三年归附之后，据布政司通行造册奏报，谓此三饷俱在蠲免之例矣。后奉部文通行直省内开：派征钱粮照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年加增尽行蠲免。盖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耳”（注：档案，顺治六年七月十五日朱延庆题：《为民田半属抛荒、辽饷万难加派，恳请俯准蠲停事》。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 辑公布的一件档案与笔者所查朱延庆的题本（分类为《顺治朝题本·粮饷类》）基本相同，但《丛编》标明是巡抚江西监察御史王志佐题。）。朱延庆所说的“后奉部文”，即是指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之诏称的：“俱照前朝万历四十八年则例征收，天启、崇祯时加派尽行蠲免”（注：《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癸未。）。只是清代为避“辽饷”之恶名，一般改称“九厘银”、“九厘饷”或“九厘地亩”。
    至于九厘银（辽饷）重新开征的时间，笔者在拙著《清代军费研究》中指明是顺治四年（1647年），近读陈支平先生《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注意到陈著判定为顺治三年（1646年），根据是《清史稿·食货志》和《石渠余纪·纪赋册粮票》中的两条间接史料，所言亦有据。另外，笔者所查档案中亦有一条材料与此相符，即户部尚书巴哈纳题称的：“该臣等看得，万历年间加增九厘，已于三年奉旨派征。今江西抚、按二臣以地方久罹兵荒，方脱汤火，百姓穷苦，输纳惟艰，请免六年以前加增银两，似应允从，以昭朝廷轸恤之仁。七年以后照例征解可也”。皇父摄政王旨：“依议”（注：档案，顺治六年十月十四日巴哈纳题：《为辽饷万难加派事》。按：《顺治朝东华录》卷3， 顺治六年十月已亥条载：免“江西六年以前明季加增辽饷”。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46。）。但仅发现此一条材料，大多数记载，则是顺治四年（1647 年）开始。上揭朱延庆题本亦称：“臣查顺治四年间江西虽曾派征，然而有充兵饷，有系民欠，未及分晰销算”。再如户部尚书车克题称：“明季末年加增辽饷一项，元年已奉诏免，四年复奉（诏）仍征之”（注：档案，顺治九年六月十六日车克题：《为请征辽饷明示以例遵行事》。）。地方志中的记载亦然，如《苏州府志》：“（顺治）四年复征九厘地亩银”（注：同治《苏州府志》卷12，《田赋》。）。《青浦县志》：“顺治四年复征九厘地亩银”（注：光绪《青浦县志》卷7，《田赋》。）。最大的可能当是顺治三年奉旨派征，顺治四年开征。当然，由于清初许多地区还处在战乱之中，九厘银的开征也随之推迟，如江西省在顺治四年（1647年）虽奉开征之令，但征收无几，复遭金声恒叛乱，又奉旨免征，规定“七年以后照例征解”（注：前揭朱延庆题本、巴哈纳题本。）。如湖广，亦“应楚地反侧未靖，尚未开征”，直至顺治九年（1652年），始“令藩司飞檄各属，每亩加增九厘，勒限征解，以济军需”（注：前揭车克题本。按：又据其他档案材料，之前未见到湖北征收九厘银的记载。顺治九年的钱粮奏销中，“除荆属归州、兴山、巴东三州县尚未恢复，无征外”，其他府州县已开征九厘银，但征收情况并不好。在顺治十一年的钱粮奏销中，已积欠九厘银86869两零。见档案， 顺治十一年迟日盖题：《为奏销顺治九年钱粮事》；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林天擎题：《为奏销十一年钱粮事》。湖南的九厘银开征又比湖北晚。）。如广西，顺治十年（1653年）“奉旨准征”，“但十年、十一年陆续恢复桂、平、梧三府州县，有派征者，有不派征者。因粤西初复，寇氛未靖，土逆作崇，百姓观望者多，有司竭力招抚，一切正供银米，尚属缓缓劝输，此项银两，量地方稍有余饶，可以派者派之，至于荒残太甚，可以宽者宽之，是以有征、有不征之故”（注：档案，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十四日孙廷铨题：《为清查征解钱粮以便具题销算事》。）。揭示出这种复杂的情况，意旨在于说明即使是统一的加征，实情亦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