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刊定《赋役全书》，谕令：“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注：乾隆《江西赋役全书·省总·田产》；又见《清世祖实录》卷112， 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从此，九厘银除在个别地区、个别情况下有所减征外，九厘银的加征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清末，视同正项。
    第三，在军需紧急的情况下，打破赋锐征收定例，进行田赋的预征（注：参见拙作：《顺治朝的军费支出与田赋预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本来，田赋的预征也是明末的一项弊政，清初依旧沿袭。户部尚书车克在谈及陕西的情况时说：“自故明崇祯年间，秦中军兴浩繁，需饷甚殷，持筹者计无所出，遂议于通省地方预征三分，以济燃眉。其初亦曰偶一行之。后遂相沿为例，以致延、庆诸郡民穷为盗，地荒而丁绝，竟不可问焉！迄今沿袭未革”（注：档案，顺治九年六月十六日车克题：《为预征相沿为例，秦民苦累难堪，请旨永禁，以固邦本事》。）。之所以“沿袭未革”，是由于“秦中满汉兵马云集，本省钱粮不足，全望拨济者以充之，而协解多不如期，此预征之弊所由难返也”。在明末，还只是预征三分，至清初已是预征五分，并将预征“折色”改为预征“本色”，由于当时粮价飞涨，也就更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陕西巡抚雷兴所云：“因军需不敷，不得已而檄征（顺治）三年本色五分，接济兵食。然旧贮已空，新苗未布，见在市价升米四分，升豆三分，较征折色四倍其值”（注：档案，顺治三年二月七日雷兴题：《为大兵云集，粮饷不敷事》。）。而到了顺治七、八年（1650、1651年）则又预征来年的全部额赋，从而导致各地士民“纷纷称苦”。
    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档案材料，除了陕西的田赋预征外，在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也有田赋的预征。凡此预征，一般是经过地方官事先申详，或经略大臣具题，复经最高统治者应允实施的。除此之外，不“事先申详”、“不奉明旨”的私自预征或“擅行预征”更为普遍，不备述。
    第四，曾经被明令革除的“练饷”，亦因财政困难、军费不足而重新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加征。户部尚书阿思哈述其缘起云：
    前以钱粮不敷，兵饷告匮，臣部具有兵饷缺额等事一疏，奉有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之旨。遵此，随经公同会议，不敷钱粮应将明季所增练饷照旧例于顺治十八年为始加征。奉旨：依议。钦遵。随即行文各督抚，一面查照旧例作速派征，另为收贮，候拨兵饷，一面将旧例报部在案（注：档案，顺治十八年闰七月二十九日阿思哈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 辑。该辑公布了有关练饷加征题本40件，以下所引，未注明题本名称者均源于此。）。阿思哈明确指出，练饷是“照旧例”征解，所谓的照旧例，亦即“照明例，每亩一分派征”。据户部当时依次公布的直隶、山东、河南、江南、山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陕西、广西、四川13省区的亩额，合计共为5 721 840余顷。除东北地区不征练饷外， “以上各省每亩田地一分派征，共约计银五百余万两”，“限文到两个月内，尽数征完”，“至于云贵，系新辟地方，臣部无熟地亩可查，应敕云贵巡抚备查见征钱粮亩数，照此派征，仍将派征数目报部，其一切勒限禁约处分，俱照各省之例”（注：档案，顺治十八年八月六日阿思哈题本。）。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户部所公布的派征练饷亩额，大大超过了一般典籍所记载的亩额，如《清圣祖实录》卷五载，顺治十八年全国田、地、山、荡、畦地合计共为5 265 028顷，仅上引直隶等13 省的亩额已超出45.6万余顷。怎样解释这一差额呢？笔者认为除了大亩、小亩以及折亩带来的统计标准不一外（注：参见拙文：《清代亩额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把部分荒地和报垦地统计了进来。如山西省，据山西巡抚白如梅题称只有熟地31.5万余顷，比户部题定之额少10万余顷，即属于“见荒并开垦不应起科之地”。这部分土地，“正粮与加增九厘银两，已奉皇恩蠲免，今练饷似当暂为除豁”（注：档案，顺治十八年闰七月二十七日白如梅题本。）。按说应少征练饷银10万余两，但户部的重新议奏仍坚持原议：
    查新增练饷，臣部明照见在田地，每亩加征银一分。山西省计见在田地共四十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余顷，应增银四十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余两。已经题奉旨派拨二分兵饷。今该抚题报之数，比臣部题定之数少银十万八千两，但所增练饷原充兵饷之用，难以缺额，应请敕下该抚，查照臣部题定数目征收可也（注：档案，顺治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阿思哈题本。另据笔者所抄录的一份档案，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阿思哈题：《为各省镇兵饷找拨届期，请动所征练饷以济军需事》称：“该本司左布政使王显祚查看得练饷银两，遵照部定，晋省应征银四十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九两，已经申详本部院在案。本司竭力严催，各府州征解去后，节据各府州申报，俱于限内催征全完”。）其他省分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湖广，户部题定的田地总额为65.7万余顷，应征练饷65.7万余两，实际上，湖广土地“总计实止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十二顷九十五亩零，共不敷饷七万一千七十七两零，无从派征”（注：档案，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六日杨茂勋题本。）。又如江西，户部题定的田地总额为44.9万余顷，但“及查全书，止共四十四万四千三百余顷”，不但与现存熟地不符，即与《赋役全书》相较亦有缺额，所以，“自派之后，本司凛遵督催，厉牌严檄，催征之法术已寡；面命耳提，追呼之焦劳倍至。虽念切急公，依限完解州县固多，其因民告艰，代请免山、免塘者亦复不少。纵有部议止有田地，其如足额，必合山塘，虽民困固当轸念，但额饷已奉派拨，何哉分毫难少”（注：档案，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张朝嶙题：《为各省镇兵饷找拨届期，请动所征练饷以济军需事》。）。这说明，为了多征练饷，户部所题定的亩额比当时起赋的亩额为多。
    另外，在明季未加征练饷的卫所土地以及明代废藩土地，也“概加征收，以济军需”（注：档案，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阿思哈题本：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阿思哈题本。）。在某些地区，还有所谓“额外加增练饷银”（注：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第298-300页，表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