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司法领域中的争端与冲突始终伴随着中西之间的交往，而中西外交领域的许多矛盾也都是由司法问题引起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涉外刑案裁判中的“一命一抵”原则。清朝统治者基于种种政治考虑，在处理华洋命案时刻意强化对“一命一抵”的适用，由此进一步激化了中西之间的外交纷争与政治冲突。本文拟就这一特殊原则做详细探讨。
    一、“一命一抵”原则的实施
    就清代涉外司法领域来说，“一命一抵”就是在裁量中不区别案情的轻、重，不区别量刑的实、缓，不考虑加害者主观上是造意、谋故、戏杀、误杀，还是过失杀伤。只要案中有人死亡，被指控者便会被处以立决死刑。这项原则十分特殊，它类似于人类社会早期“同态复仇”的习俗，它的确立和实施表现为统治者处理一系列华洋命案的司法实践。
    1.陈辉千案：“一命一抵”原则的正式确立
    “一命一抵”初始仅为清代处理涉外案件的一种习惯，乾隆皇帝在处理一起华洋命案时将其正式确认为一条原则，“一命一抵”的意义也相应有了改变。
    乾隆八年(1843)广州府香山县澳门城内发生了“陈辉千”命案。是年阴历八月十八日，华人陈辉千在酒醉之后，路遇葡人晏些卢，双方因为口角引起斗殴，陈辉千被晏些卢用小刀戮伤死去。①从案情来看，这是一起普通的斗杀案件，没有特别之处。但香山县带人下澳缉拿案犯时却遭到葡方的阻拦，理由是：
    (澳门)自前明中叶，垂二百年……均系该夷王分派夷目管束，蕃人有罪，夷目俱照夷法处治……蕃人赴居澳境，凡有干法纪，俱在澳地处置，百年以来，从不交犯收禁。②
    事实是否如此，值得探究。现存的官方档案中没有在此之前的同类司法记录，但葡萄牙人记载了两起更早的案件：1710年夏天，一个葡萄牙水手杀死了一个华人，并把尸首装进上面写有自己名字的麻袋投进海港。这具尸体被发现不久，清朝官员便带兵来到澳门，迅速召被害人的亲属到场，监督绞刑的执行；1712年，由于澳门地方官的干预，一名被控杀死华人的黑人在澳门被以炮轰方式处死。③如果这类记载属实，应该说，华洋刑案审判中以命抵命的用刑原则早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官府始终控制着澳门城内的水、粮等基本生活供应，而且前山寨设哨于前，香山协陈兵于后，有效地保障了清廷对澳门的主权。葡人虽然从形式上建立了一套司法、行政系统，但从没公开挑战过清朝对澳门的管辖权，司法权也不例外。1805年，葡萄牙王室曾经下令，严禁澳门葡方自治机构在司法管辖权上向清廷妥协，但起码到1826年，西方人依然能见到官府在澳门行使司法权。④于是，葡萄牙人只能通过贿赂地方官来取得一些非法的利益，包括以行贿的方式使葡人罪犯逃脱惩处，或改由葡方处治，或在澳门关押及行刑，等等。在与华葡案件有关的司法领域，只要清朝地方官表现出彻底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完全可以主导华葡案件的司法走向。不过，由于“华夷交涉”事务在当时非常敏感，地方官往往谨小慎微，惟恐节外生枝，罪及自身。面对葡人的抵制和贿赂，他们更乐于装聋作哑，“罪在蕃人者，地方官每因其系属教门，不肯交人出澳，事难题达，类皆不禀不详；即或通报上司，亦必移易情节，改重作轻，如斗杀作为过失，冀幸外结省事，以致历查案卷，从无澳夷杀死民人抵偿之案”。⑤大多案件都是即时了结且密不上报，最高统治者远在北京，难以了解地方司法的详情。如此一来，地方官与葡人之间似乎就某些司法问题达成了“默契”：葡方不再把葡犯交给清朝官府处治，同时贿赂华人受害者家属以息事端，地方官也因为得了好处而不再追究。如果陈辉千案的处理一如既往地因循“旧例”，在地方官的调和妥协之下，本可以不事张扬地大事化小。但是，由于新任两广总督策楞的积极干预，该案处理发生了转变。
    策楞，纽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1743年，他调任广州将军兼粤海关事务，再授两广总督，总揽一省军政大权于一身。⑥当陈辉千案发生之际，他刚刚接任两广总督不足半年，接到禀报后立即严查。据策楞奏，该案“衅起于撞跌角殴，杀非有心，晏些卢律应拟绞，既据该夷目将凶犯自治，则一命一抵，情罪相符。”⑦
    由于策楞的干预并及时上报，清朝刑部档案中才出现了葡人杀死华人刑案的司法记录。策楞在奏折中称，澳门地方官的司法活动常受到两种因素影响：其一，“澳门均属教门，一切起居服食，更与各种夷人有间，照例解勘承招，夷情实有不愿”，“若径行搜拿，追出监禁，致恐夷情疑惧，别滋事端”。⑧这句话的蕴义要稍作介绍。基督教在明末时传入中国。起初，传教士在布道时允许信徒尊孔崇儒，以争取华人入教，清朝统治者对此表示认可。康熙末年，罗马教廷开始禁止华人信徒尊孔祭祖，触怒了康熙帝。雍正登基后，把基督教列入邪教，在全国范围厉行禁教，但澳门城内葡人聚居，其传教活动不受禁止。同时，各地抓获的传教士也纷纷被遣送至澳门“圈禁”，直至驱逐回国。由于当时澳门存在着众多教徒及教会力量，官府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往往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其二，官场中长期形成的明哲保身、舞弊成风的习气，也对华洋案件的处理产生了不利影响，再加上地方官在司法方面本就拥有自由的裁量权限。于是，随意变换案情、贪赃舞弊的行为时常发生。“如不明定条例，诚恐顾惜老成，易启姑息养奸之弊”。⑨他说，要排除不利因素对司法活动的干扰，必须以“速结为便”。如此可以压缩地方官舞弊的空间，又能有效威慑“夷人”。最佳方案就是依照陈案的结果，推行“一命一抵”，避免同类案件的裁量标准发生出入。乾隆帝深表赞同，谕称：
    嗣后在澳民蕃，有交涉谋害斗殴等案，其罪在民者，照例遵行外；若夷人罪应斩绞者，该县于相验之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覆核。如果案情允当，该督抚即行批饬地方官，同该夷目将该犯依法办理，免其交禁解勘。仍一面据实奏明，并将招供报部存案。⑩
    可以看出，统治者特别强调司法裁判的实体性原则，意在张大刑罚的威慑效应。在此基础上，司法活动的各程序环节可以相应做出变通，只要“于律无枉无纵，情罪允当”，对于夷犯的收禁、成招、交解“原不必悉照内地规模”。(11)事实上，对于在澳门抓捕、关押以及勘验葡人案犯等环节，也多交由葡人执行。官府甚至允许教会神父“准照夷法为其解罪念经”，即按基督教习惯向葡人死刑犯做临刑祷告。(12)另外，统治者还认为在行刑时“照夷法炮火轰死，未免失之过惨”，(13)故而要求此后对葡人罪犯执行死刑时统一适用绞刑，以保留全尸，体现法外开恩、“俯顺夷情”的意思。(14)做出诸多变通的根本意图无非是为了求得从速结案，保证“一命一抵”的贯彻实施。
    继陈辉千案之后，“一命一抵”成为官府处理同类刑案时一再公开主张的原则。对此，为数众多的澳门地方司法档案可资佐证，这里不再一一列举。(15)清代，西方人在广东的活动区域不仅包括澳门，还包括广州省城区域，地属番禺、南海两县辖区。“一命一抵”除了在澳门华、葡命案中被沿用外，在省城的华洋命案中也得以适用。更重要的是，“一命一抵”在省城的实施走向了极端，著名的“休斯夫人号”案件可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