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休斯夫人号”案：适用“一命一抵”的极端化
    1784年底的某一天，停泊在广州黄埔的英籍商船“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的驳船上的一名水手在向另一艘商船鸣礼炮致敬时，误伤三名附近的华人，其中一名特别严重，据称在次日死去。“这个炮手虽然不是有意犯罪，但了解到中国政府对此不加区分，会同样处以极刑的，所以逃匿了。”(16)案件迅速传播开来，乾隆帝格外重视，严旨查办。在当时，澳门是全国唯一不禁教的区域，各地被抓的传教士大都遣送到此。其间，各地教徒一再试图与澳门的教会取得联系以图继续传教，官府也数次严查。就在休斯夫人号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官府刚刚查获一起私通传教的大案。(17)乾隆皇帝深感不安，认为必须抓住休斯夫人号事件震慑一下不安分的“夷人”。于是他叮嘱地方官：“寻常斗殴毙命案犯，尚应拟抵……现在正当查办西洋人传教之时，尤当法在必惩，示以严肃”。他要求，只要能“将该犯勒毙正法，俾共知惩儆”，则用来抵命的外国人“亦不必果系应抵正凶”。(18)地方官很快就迫使英方交出一名叫做“些啲哗”的船员，在几天后施以绞刑。当该水手被套上绞索时，监刑官员还特意“关照”被请来观刑的西方人：“不要担心，他的下场不会落在各位头上”。(19)
    在本案中，“一命一抵”已经远远超出了司法原则的范畴，变成了一项政治恐吓手段。如乾隆帝所说，只要捉出一名“夷人”抵命即可，而不必理会其是否是真凶。在统治者看来，身处化外的“蛮夷”丝毫不知礼法，只有严酷的刑罚才能威吓他们，司法是一种有效的形式。但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统治者的预期，该案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英国人不再把他们船上的被控者移交给……中国当局的司法机关”。(20)在“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的第37年，即1821年，又发生了美国商船“爱米莉”号水手德兰诺瓦被指控误杀华人妇女案，这又是一起按“一命一抵”来处理的著名案例，对中西关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西方人对清朝司法管辖权的抵制也进一步加强。此后直至鸦片战争爆发，能够切实贯彻“一命一抵”的案例就更加少见了。
    3.华人杀死西方人案件中适用“一命一抵”的情形
    根据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意图，“一命一抵”主要适用于外国人杀死中国人的案件，至于官府对华人侵害外国人的同类行为如何裁量，也值得深究。如前文所引，乾隆处理陈辉千案时曾明确指出：“嗣后在澳民蕃，有交涉谋害斗殴等案，其罪在民者照例遵行”。即对华人案犯只须依照通常的规定与程序来处理。但此后的司法实践并非如此，如1785至1828年，广州一带曾发生过不下5起华人杀死西方人案件，全都在皇帝直接授意下处理，且无一例外地适用了“一命一抵”。(21)其中，1796年，杀死“霍恩比”号水手的华人被判处死刑，南海知县在审讯时还向“霍恩比”号的大班询问：如果将凶手处死是否令其满意？他还要求该大班交上一份表示满意的具结字据，“声明原告人愿意由法官按中国律例处理”。(22)1828年夏天，一艘搭载14名法国人的船只在广州附近洋面被劫，13人被杀，1人逃生。官府的处理“迅速而有力”，该案的处理极端严酷，参与抢劫的华人“十六人斩首，一人凌迟处死”。(23)这种处理方式却没有得到西方人的认同：“他们固执地要外国人血债血偿，一命偿一命……他们对本国的罪犯，将实行一种互相公平的处理……而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中国的司法行政不能将严厉与明辨同样调和”。(24)
    二、“一命一抵”的特殊性
    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一命一抵”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的倒退。无论在文本角度还是在实践角度，它都显得十分特殊：
    1.文本方面：“一命一抵”对律典规则的实质变更
    客观地说，如严格依照《大清律例》“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的规定处理华洋命案，(25)有的西方人本可免受死刑。但“一命一抵”原则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预期，它在实质上变更了清律所体现的一般性规则。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是实体性方面。根据《大清律例》中《刑律·人命》的规定：除了“十恶”重罪以及服内亲属间的命案以外，普通人之间凡谋杀、故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等行为所导致的命案，无论犯罪者被判处斩刑还是绞刑，通常不适用立决死刑，而要归入监候缓刑之列。判决做出后，犯人被关进监牢，一直要等到秋审时由皇帝最终决定其生死。(26)其中，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处分尤为轻缓。所谓过失，即“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如弹射禽兽，因事投掷砖瓦，不期而杀人者”，此类“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皆准斗殴杀伤人罪，依律收赎，给付被杀、被伤之家，以为营葬及医药之资”。(27)按照清律，案犯可以用十二两四钱二分银子赎刑，不必为死者抵命(28)。若依清律“斗杀”一款的规定，陈辉千案凶手晏些卢本不应被绞立决，而应判为缓决，监候执行。当“休斯夫人号”事件发生以后，英国人开始努力搜集和了解清朝法律，终于由小斯当东在1810年将《大清律例》译成英文出版。此后西方人得以了解清律关于处理命案的种种规定，并总结为四条：
    一、故意和预谋杀人判处斩首。(清律：凡谋杀人造意者，斩监候；凡斗殴杀人者……故杀者，斩监候)；二、纵无杀害的明白意图而在斗殴中杀人，或者因怀疑盗窃而杀人，或者是谋杀的从犯，都判处绞刑。(清律：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三、纯粹由于过失而杀人或伤人(即在事先无法提出充分警告的情况下)，得用付给死者家属或受伤者以一种赔偿费方式赎罪。(清律：若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四、由于合法的自卫而杀人是正当的，不受惩处。(散见清律“夜无故入人家”、“杀死奸夫”及“父祖被殴”等条款)(29)
    当时的西方人希望通过主张这些律典的条款，要求清政府改变专门针对西方人的重刑政策。对于“休斯夫人号”案及其以后发生的同类命案，英国人往往认定被指控的西方人“罪状应属于第三项和第四项，而中国人却主张每个案件应属于第二项，对于这种罪状的惩处是绞刑”。(30)对于案件性质及适用刑罚的分歧是清廷与西方人争执的焦点，而西方人指责“一命一抵”的根据也恰恰来自于清朝的法典。
    其二是程序性变更。清朝各级政府对于命案的逐级审转、判决、覆核、执行，一贯延续着复杂而繁琐的程序。对死刑犯来说，立决与缓决截然不同。前者是由皇帝核准后便会执行；缓决则不然，不少犯人将在监狱中进行漫长的等待，直到秋审大典时，再最终决断其死刑执行与否。对于囚犯来说，等待就意味着宝贵的生命可以暂时得到延长。尤其值得他们庆幸的，是清朝统治者每逢天旱地涝、风吹草动，就会大施恩赦，包括减等发落死刑犯，甚至停勾、停决，直至将囚犯赦免释放。此外，有的年份干脆停办秋审，本应执行的死刑只有往后推迟。(31)这类法外开恩的“恤刑”政策在清代可谓是家常便饭，统治者不断以此来标榜其“爱养民生”、“慎重刑狱”的仁厚本色。这与他们在处治西洋犯人时，不遗余力地强调刑罚从严、程序从简的态度大相径庭。客观地说，像“一命一抵”这种死刑立决原则，从程序上剥夺了西方犯人求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