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翁同和等人主战误国的人，有一个理由是认为中国的“海军弱，器械单”，不如日本，战则必败。李鸿章也是这种论调，他尤其强调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快舰不敌”，“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只能“保船制敌”。⑨黄海海战后，他进而提出“避敌保船”，更表现出对日本侵略者的畏惧。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航速、射程确实不如，但并不是绝对劣势，镇远、定远两艘七千多吨重型铁甲舰却使日本人望而生畏。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沉毁四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的各艘军舰，“或受重伤，或遭小损，业已无一瓦全”。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逃避，北洋舰队还尾追了一阵才返回旅顺。黄海海战在近代世界海战史上其规模罕见，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而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李鸿章强调的“避敌保船”，黄海海战后让北洋舰队呆在威海卫港内，终于全军覆灭。北洋舰队不是因迎战敌舰被消灭，而是躲在港内“避敌保船”被消灭的。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不止一端，与军备相对落后于日本固然有关，但根本的是清政府的腐败，军队士无斗志，将领大都怯懦畏敌，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即使武器精良，也免于失败。黄遵宪在《乐沟行》诗中写道：“两军各唱铙歌归，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黄诗说出一个道理：“有器无人终委敌”。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其腐败情状，朱克柔在所作的《拟白香山新乐府》中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时北洋谚辞如此）。四脚脱如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⑩还在20年前，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光绪元年淮军腐败的情况：“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帜、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其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消息，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损创善堂及宦海幕客，或瞻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营中赞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捷者，知头衔无益，而欲求补署，非联络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赵烈文是很有见识的人物，他见到淮军的腐败和李鸿章的“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担忧海防不可恃，不幸而言中。李鸿章本人其实也是“巧宦”，他和淮军将领都干着朘削、干没、勒派等勾当。据梁士诒说，甲午之役李鸿章离北洋大臣任赴日本议和时，淮军钱银所尚存有白银八百余万两。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军费困难，而李鸿章手上还掌握这样一笔巨额款项，却在叫喊无钱添置军备，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另外，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还因为李鸿章本人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主张抵抗，而是由于妥协求和的结果。
    三
    翁同和等主战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反对妥协求和，无疑是对的。但是，主战派大都是翰苑、台谏，有些是“清流”中人，他们对外部事务不甚了了，对内部事务也缺乏实际经历，喜欢放言高论，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顶多也只能提出如“联英、德以御倭人”一类实现不了的建议。10月7日，由文廷式领衔、翰林院38人联名所上的奏折，即提出：“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借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藉资御敌。”他们认为英德两国“卫我即所以自卫”，只要给予“大约不过二千万金上下”的兵费，就可以“使伐倭人”。（11）这些说法，有的是属于不是事实的风闻，有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缺少认识，有的则是一厢情愿而已，都表现出这些翰林学士对国际事务太不了解。前面曾谈到奕劻、李鸿章依靠英国调停落空，然而三个月后文廷式等人却提出联络英国以伐日本，同样也是实现不了的。所不同的是，奕劻、李鸿章是依靠英国求和，文廷式等人则是要利用英国对日本作战，然而此时英国与日本早已订立了条约。
    翁同和为什么主张对日作战，有一些当时人的笔记和现代研究者的论著中认为，是“不很光明的心理状态存在，即是欲借此以与李鸿章为难”，“久怀宿怨，屡待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之速战”。这就是说，翁同和的主战是为了借此对李鸿章报复私怨。一般论述都认为翁、李之间关系不好，翁同和有无借机报复有待探讨，但把对待这场重大战争的和战问题归之于个人之间的恩怨，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仅就翁同和的主战予以概括地阐述。
    翁同和的主战，不是甲午战争时才如此，而是他一贯的主张。这就需要涉及清流派。翁同和是清流的领袖人物之一（前清流的首领是李鸿藻，后清流的首领为翁同和，也有认为翁是前清流南派的首领），而清流派不论是前清流还是后清流，都是主张积极筹备战守，抵御外敌入侵，抨击对外妥协、卖国。1879年崇厚未经清政府同意，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与其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骇然”，舆论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允约与改约的分歧。李鸿章主张批准条约，“徐图补救”，认为“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12）清流派支持左宗棠的改约主张，反对批准这个危害中国的条约，主张重治崇厚罪，遣使改订条约。翁同和也是主张备战，重开谈判，“据理争回”。无疑这表现出翁同和等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斗争下，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派曾纪泽与沙俄交涉改订条约。尽管改订后的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在界务、商务方面毕竟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使沙俄把已经吞下的中国领土又吐了出来。19世纪80年代，中法越南交涉和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也是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认为“越人以和亡其国”，主张抗击法国的侵略。翁同和积极支持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支持主战派要求抵抗法国侵略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流派仍然继续其抗战的主张，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不筹战备。翁同和的主战并不偶然，他体现了清流派对外思想的基本点。而甲午战争时也还夹杂着帝党与后党的权力矛盾等问题。从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而言，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对的，而一味妥协求和、不积极筹战备战则是错误的。这里有是非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归之于翁、李之间因个人宿怨而以迫战为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