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素质而言，翁同和虽身居高位，但不是一个有见识、敢于有为的政治人才。在一些记载中，认为他喜欢联络名士，以“巧妙用事”。王伯恭《蜷庐随笔》记潘祖荫、翁同和两尚书事说：“光绪中，吴县潘伯寅、常熟翁叔平两尚书皆以好士名。潘公龂龂无他，尤为恳到，翁则不免客气。潘公不好诣人，客至无不接见，设非端正人士，则严气正性待之，或甫入坐，即请出。翁则一味蔼然，虽门下士无不答拜，且多下舆深谈者。此两公之异也。潘公尝向吾言：‘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已而笑曰：‘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又曰：‘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庚寅冬，潘公薨于位，翁旋为军机大臣。戊戌罢官，潘公之言竟验。”潘祖荫与翁同和系世交，他对翁的评论，当不是妄言。在荣禄于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便条中，对翁同和也有类似的说法。便条中说：“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生于济南（宁），与合肥可并论比。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向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朦，可胜叹哉！”（13）荣禄与鹿传霖私交很好，便条所说为“私房话”，不仅对翁同和，对李鸿章、孙毓汶都有贬斥，其中虽不无荣、翁之间的个人恩怨，但不能说是无中生有。荣禄用的“奸狡”与潘祖荫用的“巧妙”，有轻重之别，而根本点是一致的。从一个久历官场而面对着派系矛盾纷争的官员来说，这也不奇怪。
    人的思想性格往往是多面的、复杂的，不那么单一。翁同和的为人“巧妙”只是一面，他还有非“巧妙”的一面。平壤、黄海战役后，慈禧太后打算求和，命翁同和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请俄使调停，翁同和拒不受命，辞以“臣以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而为举世吐骂也。”慈禧不得已，改为“诘问”淮军败状。（14）翁同和敢于当面顶撞慈禧，反对求和，亦属不易。另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富顺宋芸子太史育仁《哀怨集》自注云：‘甲午之役，合肥为朝士所排，常熟密查，覆奏其心无他，乃以大学士入阁办事。余自使间归，见常熟不禁伤瘁，叹曰：栋折榱崩。言未既，常熟曰：我执其咎’云云。是文恭公亦以甲午战事自承，不委过于人。”（15）如此说来，翁同和的人品亦足称道，上述所谓迫李鸿章战以为报复宿怨的说法似未可置信。（16）
    注释：
    ①《清史稿》卷442，〈翁同和传〉。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③《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2册，第167-168页。
    ④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择》，第14页。
    ⑤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择》，第27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⑦《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⑧《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23、524页。
    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3册，第72页。
    ⑩《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09-510页。
    （11）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第26页。
    （1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
    （13）《中日战争》第4册，第576页。
    （14）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第89页。
    （15）《中日战争》第5册，第505页。
    （16）所谓翁同和逼李鸿章对日作战是为报私仇，系指李鸿章曾代曾国藩起草参翁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折，据有的研究者考证，并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