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自社会个体出现之后，原始的自然共同体就逐步瓦解了，可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不仅从事生产劳动的组织是血缘共同体，就连社会政治结构也由庞大的血缘共同体来主宰，氏族共同体的自然形式虽然出现了，但实际上，这种由社会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仍是自然关系，个体作为这个自然共同体的一分子，首先必须是自然血缘关系中的自然个体，其次才是有一定个人利益的社会个体，这就是说，社会个性还处于自然主体的支配之中，社会个性有了自己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必须恪守共同体本位的价值准则，个人目的只是形式上的，在内容上，个体目的不仅未从共同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个体还将共同体目和当作自己的目的，自己则是这个目的的手段。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个性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人的依赖关系"的实质是社会个体为自然主体所支配。当然，此时的人已经从自然之腹中分娩出来，只不过还未剪断自然的脐带而已。
    第二个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7）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的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38）在这个时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贸易打破了一切地域壁垒，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然共同体在商品经济的洪水中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世界性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社会关系，不只是在范围上超出了一切自然共同体的界限，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纽带不是自然，不是直接的人的相互依赖，而是以货币为纽带的间接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因为此时的分工已渗透到劳动过程之中，人的生活需求的满足只有在不同商品生产者的交换中方可实现，这样，不同商品生产者的相互需要就必然表现为对劳动产品的共同代表货币的依赖，对"物的依赖性"就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
    和"物的依赖性"相关的是人的个性的新内容。对物的依赖使人摆脱了各种自然发生的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个体从自然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了，人身获得了自由，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得到了社会承认。但可悲的是，在分工深入生产过程的状况下，每个人固定从事一种操作活动，单个人成了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一只器官"，"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39），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则脱离了生产过程，成了片面的享受者，总之，在这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中，个性在不同的方面片面地存在和发展着，况且，个性的独立性只是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条件，片面的个性只有在对物的依赖中才能实现，对此，马克思指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个性完全从属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40）因此，片面的个性本身，其独立、权利、价值、自由等离开了"物的依赖关系"皆成了空洞的观念，当然，不可否认，正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1）无数的片面的个性在不同方面抽象地发展了人类的总体力量。
    "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比起"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从人本身的发展来说，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的解体，社会个体所从事的社会交往活动不再以自然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物的关系为前提，至少说，主宰社会关系的不是直接的自然力量了。但是，"物的依赖关系"表明"外在目的"仍然在支配着人的行为，因为，"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42）人的一切只有在兑换成货币时，才取得其价值，货币这种商品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了人的主宰，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无不被其支配和玩弄。看起来，个人和自然共同体彻底决裂了，个人目的获得了独立性，但这个目的始终是货币的臣仆，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首先要成为货币所支配的工具。在形式上，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是，在内容上，货币实质是人的种种欲求的对象的等价物，人们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对货币的依赖，首先是由未得到满足的自然之需所驱使。所以，物对人的统治只是自然对人的支配的转化形式，社会主体仍然必须按外在目的行事。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43）在这个阶段，人和人的关系是全新的，一方面人们共同控制了他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发达的生产力所创造的丰裕的物质产品提供了消灭外在目的所规定的劳动的物质条件。由此，形成了"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44）它是个人的一种联合，是个人之间的合作，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见，这里的社会关系的特征是个人之间的友好合作。
    合作中的个人既不依赖他人，也不依赖于物，而是作为自由个性存在着。自由个性之所以是真正的个性，首先因为，此时的个性具有普遍的个人的基本特征。普遍的个人形成于世界市场的交往活动之中，这种交往摧垮了一切自然共同体的边界，使个体的活动具有普遍的价值，个人不再依赖自然共同体，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由此消失，个人也不再依赖货币，在经济利益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如阶级、国家等就被陈列到历史博物馆去了。这时，人才"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定下来"（45），"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6）这种普遍的个人是从以不同的历史形式出现的自然共同体中提升出来的真正的人"类"，他超出了一切狭隘的共同体的眼界，他以"类"的目光审视崭新的人"类"世界，一切新的社会活动共同体对他来说，只是活动的空间，而不是束缚。由此，真正的个人或真正的个性的确立才是可能的。其次，自由是真正的个性的不可分割的品格，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真正的个性就是自由个性，两者的实现是同步的，但是，需要分解的是：与真正的个性同时实现的自由是历史上以片面形式发展着的自由的最终统一。而真正的个性产生之后的自由则是在这种实现了的自由基础上的发展。即个性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在自由时间中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活动。在历史上的片面发展着的自由统一之后，个人的生存条件为人类所共同占有，闲暇时间再不为少数人独享，而是成为每个人发展自己个性的自由时间，况且，个人在自由时间中的活动是自主的选择，并在各种形式的活动的流转中使自己得到全面发展，因此，真正的个性必定是自由个性。
    自由个性不同于历史上片面发展着的个性。它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真正的"内在目的"，它标志着人由自然主体向社会主体进化的完成。前面的论述，其全部内容旨在揭示这一进化的总体过程。但是，自由个性的具体确立，即自然主体向社会主体进化的具体环节却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当"物质过程"成为劳动中介以及人类共同占有生存条件时，外在目的所规定的劳动就终止了，这就造成了人由自然主体向社会主体过渡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人类只须拿出生活时间中的极少部分去进行劳动，就以可满足人类生存之需，这就"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成员创造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7），即自由时间，自由时间不是生产物质资料的时间，而是满足非自然之需的社会文化之需的时间。因此，"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48）这里的闲暇时间指人们用以休息和身心娱乐的时间，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是指人的高层次文化需求的活动时间，显然，支配自由时间的另一主体不是自然主体，而是社会主体。同时，正是由于自由时间的出现，劳动才真正地为内在目的所规定。这里存在一个逻辑的循环圈；劳动创造了自由时间，从而创造了无物质之累的社会主体，在自由时间中，社会主体不仅是活动目的的本身，而且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样，创造自由时间的劳动，其价值取向就自动地由自然主体转向社会主体，劳动时间由于蕴含了自由时间，从而内在地将社会主体作为自身的目的，而且，自由时间所发展的社会主体，其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出了自由时间他就"加入直接生产过程"，由此，劳动为社会主体所支配，从而真正为内在目的所规定。在这个循环圈中，社会主体主导了一切生活领域。
    自由个性的出现，内在目的对社会生活的主导，都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物种--人"类"的诞生，因此，社会化个人出现意义，不是单个人的发展，而是所有个人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人发展了人"（49），这种以自由个性表现出来的"类"是对自然的辩证扬弃，它包含了自然，却又超越了自然，或者说，它以社会文化内容涵盖自然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将人的社会文化属性作为自身的目的。
    五、对历史作整体把握的"历史科学"
    由上述可见，自由王国的自由才是真正的实现了的自由。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自由以片面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范围和水平上。由于主体间的分裂，丧失了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虽然和自然客体处于一定程度的同一之中，但是，生产过程的目的却是他本人所不知道的，他的活动为外在目的所支配，而所有者则由于离开了生产过程，至少在实践上和自然客体处于非同一之中，同样，人和客体的同一，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不仅仅由不同先进的共同体自发地或自觉地体现出来，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同一的程度也不相同。至于内在目的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自主性的提高过程，而且还有待个性在各方面的发展。总之，自由王国之前的自由只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唯有外在目的规定的劳动终止，主客体的同一和实现了内在目的才综合为真正的自由。因此，自由王国的自由决非无中生有，自由王国之前的自由是生长着的自由。自由王国的自由是成熟的发展的自由，由此，我们理当明白，马克思用"史前时期"的概念称谓前自由王国时期，决不是将人类贬损到动物界，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的概念指称自由王国的时代，也决不是将人类和动物界截然分割，马克思匠心非凡，他在这里向我们昭示了一幅人类文明进化的壮丽画卷，推崇了科学的伟力，寄托了深远的理想，其意蕴极为深邃丰富。
    首先，"两大社会形态"理论是对进化着的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从而避免了从某一方面规定人类历史过程阶段性的片面性。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巨大工作，是对人的需要和自然的关系所形成的经济必然性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地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至于人的自然属性如何社会化，人的社会性如何生长，则是其所不能深入的领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其片面性则在于此。哲学人类学的研究立足于人的本质特性和人的能力的发展，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中探索人性和人的能力的变化，而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则是它无能为力的。所以，尽管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人类学都要涉及精神生产和物的生产、人的生产的关系，即自然科学和物质生产、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的生产的关系，但是，由于它们都从各自的角度谈论两种生产，所以，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的程度来看，它们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两大历史分期理论"综合地看待人和自然及人和人的关系，通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生产的相互关系展开前两者的关系。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历史活动，在此基础上，人类开展起广泛的经济活动，这一切活动的根源皆在于人的需要，维持或满足这种需要所开展的经济活动使人类在两个方面进行精神生产，首先是直接与自然相关的实证科学，其次是对经济活动的后果进行的反省以及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生产活动，两个方面活动的结果是人的素质的变化--人的再生产。物质生产也生产人，但主要是人类肉体生命的重复性再生产，是延续人类肉体生命；精神生产则在于发展人的生命，一方面是人的有机的生理、心理素质的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及知识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人的无机的精神的生产，即以客观的文化形态存在的知识体系。在精神生产中发展起来的人，作为新的历史主体，不仅改变了人和自然客体的同一体，也发展了人和社会客体的同一性。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历史的关系由此进一步改观。所以，"两大历史分期理论"既不片面地谈论某种历史关系，也不是仅仅将诸方面捏合在一起，而是将诸方面作为一个东西历史，并将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把握，在这个总体中，各个历史的方面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唯此，历史才是全面可信的真正的历史，文明进化的机制才一目了然。
    因此可以说，"两大历史分期理论"以更大的一般性蕴含了"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哲学人类学"的历史分期法。实际情况即如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从未将这三种理论截然分开，三种理论一直是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的，三种理论是对社会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把握，"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所把握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方面，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层次："哲学人类学"所把握的则是人类特性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方面，它处于物质生活的层次之上；"两大历史分期理论"则从整体上把握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并牢牢抓住了社会的两种基本关系。前两种理论比"两大历史分期理论"具体，或者说，前两种理论为"两大历史分期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两大历史分期理论"则是对前两者的包容和提升。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对人类历史的分期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的话，而"两大历史分期理论"的容量则是世界历史。
    其次，"两大历史分期理论"也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真正内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要建立一门崭新的历史科学的理想，他在《手稿》中写道："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50）"两大历史分期理论"正贯穿了历史是自然界（自然人和自然物）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的思想，人的史前时期即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生成的过程，真正的人的时期则是社会文化人的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同时，对于人的生长过程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其基础。对此，马克思曾作如下说明，他说："工业是自然界，然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而，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无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并且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51）这里是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人的科学，当然自然科学之作为人的科学，其要义也就在于自然科学是人的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只有自然科学发展，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才逐步得到解决，直至达到消灭"外在目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人（人或人和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实践）的角度观照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历史功绩。同样，正是以自然科学的历史基础性为前提，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揭示了与科学发展同步的人的发展过程，和人本身的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又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展现了科学的发展及其目的。从这个立场出发，马克思批评了历史上的历史"科学"将历史视作"一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52），从而将有机的整体的历史肢解成抽象的学科史，"哲学对自然科学来说始终是毫不相干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说来也始终是毫不相干的一样"（53）。谢林、黑格尔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但是，他们不懂得自然科学是一种历史的实践，因而并不懂得自然科学和人的历史的真正关系，企图在其哲学体系中"一下子把自然科学同哲学结合起来，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54）而马克思将自然科学视作人的生产实践的理论形态，并从这个角度考察自然科学的历史作用，从人的发展考察自然科学的根本性质，这就扬弃了先前的哲人们，仅仅从抽象的学科或观念来肢解历史的片面性。
    因此，"两大历史分期理论"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结束了将历史视作学科史的形而上学方法，同时，"两大历史分期理论"将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的理论形态）视作历史的基础，也即是高扬了科学的旗帜，而对人的发展过程的揭示以及对人的发展的终极关怀又树起了人道的旗帜。其实，在历史中，这是历史的旗帜的两个面，马克思不是颂扬科学至上，也不是空怀人的理想，他认为：科学始终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始终依赖科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2～1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③《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629页。
    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629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阶段的变革以两方面的变革为标志，一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二是"人们得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前者实质指人与自然的同一方面，后者则是人与社会客体的同一的理论表现。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 7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 7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
    （16）（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第83页、第84页、第83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第83页、第84页、第8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2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第323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27）（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第3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4k 36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1页。
    （41）（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第48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页。
    （45）（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第4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第225-22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页。
    （50）（5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第81页。
    （52）（53）（5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0页，第81页，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