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学一向被视作评断和审判过往人物和事件之忠奸、善恶、是非、正邪的道德法庭，用传统史家的话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①历代史官都试图通过对历史上圣君乱主、贤辅佞臣各色人道的道德审判和定性，垂训将来，警戒世人，以达到镇压不忠不孝犯上作乱之异端、维护皇朝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历史家们在编撰史书时，其用以记功司过、审判古今人物、褒贬历史事件、裁断历代史书的具体操作方法，谓之"衡评"。在传统史学范式中，衡评是与记注、纂修和考据并列的四大基本操作方法。
    传统史学的衡评模式，从历史家操作中涉及的对象看，大抵可以界说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客观历史，包括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古今人物为衡评对象，立足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之是非善恶进行价值判断，为政治伦理性衡评；另一种则以史学，包括历代史书和史家为评论对象，着眼于对历史家及其史著的史法、史书体例之优劣得失的褒贬，属于准学术性衡评。本文将着重于政治伦理型衡评模式的讨论。从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看，准学术性衡评并没构成历史家史学操作的主流，这一衡评模式发轫于唐代刘知己的《史通》，其形成历史既晚，在历史上也很少受到传统史家的注意。因此，学术性衡评在中国是很不发达的。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验证：被今人推崇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可以说是遍录当时的旧籍文献，却独独不收录《史通》。对此，汇辑整理编纂历代典籍文献的清代四库馆臣也不无感慨地说，历代衡评著作，"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己、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繙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四库馆臣所说中国古代数千年间考辨史体的学术性衡评著述的凤毛麟角、作者稀少，这是符合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上学术性衡评不发达的历史实际的，但把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史评难作，"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云云，却没有说出个中奥秘。
    在我看来，品骘人物、抨弹往迹式政治伦理性衡评兴盛发达，著作"动至汗牛"，其原因不在于这类史著容易编撰，翻一遍史书即可成文，学术性衡评相形失色，"作者差稀"，关键原因也并非这类著作撰作难度大。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学术性衡评著作与政治伦理性衡评著作数量上的巨大反差，是由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取向以及中国历史家的经世旨趣所规定了的。中国传统史家两千多年间始终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取向；从春秋史官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到清朝史官褒贬明末诸臣以"风励臣节"，历史家们往往寄希望于历史操作，试图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古今人物的褒贬惩劝，对历代兴亡之迹的探寻和总结，达到干预现实、参与政治的目的。在传统历史家看来，"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②因此，"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③。这样看来，品骘人物、抨弹往迹的政治伦理性衡评受到传统历史家的青睐，学术性衡评著者差稀，可以说是历史学向政治伦理说教异化的必然结局。
    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政治伦理性衡评范式大抵涵摄了两种格式：一为论赞式衡评，一为史论式衡评。
    论赞式衡评，即历史家叙事终了之后，于篇末发议论，褒贬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以示惩劝垂训未来。这种衡评格式，往往冠之以"史官曰"（或论曰、赞曰），或以呜呼发论，均列于每篇之末，论赞式衡评起源较早，可以追溯至《左传》作者的"君子曰"。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承春秋史官之绪风，在每篇之后以"太史公曰"立论，成为史书的一种固定格式。此后的历代正史、别史、编年、纪事，多因循其例，每卷之末设论，《汉书》曰"赞"，《汉纪》曰"论"，《东观汉纪》曰"序"，《三国志》有"评"；《后汉书》则"论"、"赞"并列。总之，"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历代论赞，既是史官对历史人物之善恶和历史事件之是非的总评价，也是传统史学作为儒教伦理道德裁判所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表征。
    史论式衡评，论者往往以为由史书的"论赞"或衡评衍生而来，这种说法未必正确。从史学史上看，论赞或衡评萌生于《左传》，史论或衡评则发轫于战国诸子百家的论史著作。西汉之初，陆贾撰《楚汉春秋》，贾谊撰《过秦》三论，论列前代政治之得失，评判秦朝兴亡之史，史论式衡评于此定格。宋代以后，科举考试以策论取士，撰写史论因与功名仕进直接挂钩，而趋发达，蔚为一代风气。范祖禹的《唐鉴》，吕祖谦的《东莱博议》，胡寅的《读史管见》，张溥的《历代史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都是一时流行的衡评专著。尤以苏轼的史论，以标新立异、文采飞扬而为历代举子效法摹仿。
    论赞与史论，既同又异，其相同处是两者都是后人对过往事件和人物的审判或评价，其相异处，论赞往往寥寥数语，篇幅不长，是历史家叙述历史事实以后附上的史官本人对该事的评判；史论则不叙述历史，而随便抽取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予以评论之。因此，论赞往往紧扣历史就事论事，而史论则可借题发挥，随意议论。因此，论赞式与史论式，衡评形式有异，而旨归则一也。历史家衡评的价值评判尺度，则始终游离于儒教伦理纲常与当朝现实政治这两极之间。
    首先，儒教伦理是传统历史家衡评操作中万世不移的圭臬，从先秦至于明清，历史家们多奉五经的法典，判断是非、褒贬善恶，始终以儒教伦理纲常为依归。传统史官们以审判官自居，把历代帝王将相、公侯百官、乱臣贼子统统押上历史审判台，接受儒教纲常伦理的衡量评估，别嫌疑，明是非，或赠"华衮之荣"或有"斧钺之诛"，以示褒贬，敦励风化。
    当然，儒教三纲五常仅仅是传统史家衡评操作的抽象意义上的法典，当朝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是史官衡评操作的唯一取向。从历史衡评著述中可以看到，当儒教伦理的基本原则与本朝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不能调和时，传统历史家往往曲解儒教伦理，以迎合本朝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清朝前期和中期对明末降清诸臣的审判评估中出现的反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清朝前期，皇朝统治者为实现推翻明朝统治和建立本家的纲常人伦秩序的目的，对降清诸臣颂扬备至，宣称"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人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中外恬熙"，称赞那些叛归清朝的明朝文臣武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义亦标名竹帛（史书），勒勋鼎彝"，对明朝诸叛将的历史评价，明显持肯定态度。
    中期以后，随着清皇朝统治地位的确立，统治者面临的主要任务，也由如何推翻明朝、扫荡明朝抗清之士，一变而为维护清朝建立的君臣纲纪；以防止和镇压叛臣乱党。"三藩之乱"以后，清朝统治者更认识到"臣节关系重大"，三纲五常不可须臾失之；认识到彰扬称颂叛明降清诸臣，无异于提倡和鼓励这些人的叛逆行为，而这也就从客观上直接威胁到了本朝的统治。因此，迎合当朝现实政治之需要的乾隆史官，在编修《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同时，又编为《贰臣传》，其对于叛明降清文武大臣的评价，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御用史官们一方面通过《胜朝殉节诸臣录》的纂修，大肆表彰效忠明朝的史可法等人，旌之以抗节捐驱之"忠烈"的美名；另一方面，又奉旨撰成《贰臣传》，把当初归附本朝的明朝文武诸臣统统押上儒教伦理的道德法庭，对他们行以"斧钺之诛"，贬斥他们为惟知嗜利偷生而不顾君臣大义的"贰臣"。清朝前期和中期历史家对叛明降清者的一褒一贬之审判，正是当朝现实政治在传统史学衡评操作中的投影和折光。
    纵观历代论赞和史论，历史家的立论虽千差万别，颠来倒去，但衡评的焦点却大多汇聚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过往人物的是非功过上，简单地以忠、奸、善、恶之类道德术语来裁量古今人物，以"仁政"或"暴政"来评判历代政治之高下，以"正统"或"僭伪"为衡定历代王朝的历史地位，以守"礼"或"非礼"来评定古往今来的政事。千百年来，历史家们汲汲焉孜孜焉经营此道，一朝朝，一代代，翻案文章如汗牛充栋，惊世骇俗之论层出不穷，凿空生义，翻云覆雨。尽管数千年来的历史家们试图裁定世间的一切事物，实际上却无法正确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过去。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传统历史家这种从政治伦理的单一维度来认识和解释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操作，本质上说是反历史的，它不是将历史现象（批评客体）置于社会过程之中，从社会的发展、运行和演化中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而满足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伦理价值判断，满足于对历史现象的褒贬惩劝。因此，这类衡评并不属于解释历史现象的历史学操作，而应当把它归入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之中。虽然，传统历史家几乎人人擅衡评，每事发议论，历代充斥史坛的衡评之书也多如牛毛，但客观地说，除却个别作家如王夫之、赵翼的少数篇章例外，绝大多数衡评都是对一人一事的直觉式议论、随感式表达。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历史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建构出基于逻辑公理推导演绎之上的学术批评体系。
    传统史学中的影射术，可以说是政治伦理性衡评的一个副产品。由于中国传统史学附庸于专制政治，也由于中国传统史家强烈的入世倾向，他们往往把史学视为干预现实政治的工具来加以使用，而无意于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探讨和解释。这样，当传统史家从事衡评操作、评判历代人物的是非善恶和历朝政治的兴亡得失之时，往往把眼睛盯在现实政治上，希望借助于对死人的褒贬来整顿当代社会的道德纲纪，于是乎，以古喻今，借古讽今，也就成了传统历史家的拿手好戏。
    在中国，影射史学的传统，差不多与传统史学一般渊远流长。在传统史学萌生定型时期，春秋史官撰《春秋》之时，影射的传统就已经开始萌生。《左传》作者评《春秋》说："《春秋》之称，显而微，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④遣词用字隐约其辞，"显而微，志而晦"，其中显然已经蕴涵着指彼而喻此的影射内容，以致《公羊传》作者认为孔子撰《春秋》，"定、哀之际多微辞"⑤。
    司马迁发愤而著《史记》，光大春秋史官的影射手法。在他的著作中，如《平准书》借秦代币制混乱的历史，影射汉武帝横征暴敛，拾致民生凋弊的现实；《封禅书》从历代帝王封禅和访仙求药的叙述中，含沙射影地讽刺了汉武帝封禅求药希冀长生不老的荒唐之举；《酷吏列传》从描述酷吏贪赃枉法的行径入手，影射攻击当代政治黑暗，"奸伪萌起，上下相循，至于不振"的现实。司马迁以古喻今、以古讽今的影射遗产，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继承，成为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的历史学传统。试看，西汉时刘向撰《列女传》，借史立论，以史明义。魏晋以后，袁宏撰《后汉纪》，通过对汉朝末年董卓、曹操父子由辅弼之臣而谋"篡逆"之行径的抨击，暗骂了当时图谋取晋而代之的重臣桓温；与袁宏同时的历史家习凿齿，也借助于《汉晋春秋》的撰修，指桑骂槐，影射桓温"觊觎非望"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直言不讳地宣称"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⑦，试图通过对古代政治的衡评审判，来裁正当代的政治现实。
    唐宋以后，藉助于历史衡评古人，含沙射影，搞影射，乱比附，或褒古以贬今，或借古以讽今，更成为传统历史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惯技。其突出者，如宋代石徂徕撰《汉论》，明里抨击汉代统治者不能行"三王之道"，影射宋初以来一系列积贫积弱的弊政，又撰《唐鉴》，借抨弹唐代奸佞专权、女后预事、宦官当政而乱天下的历史，以古讽今，"指切当时"⑧；他对于反对变革的保守派的影射攻击，死后还差点招致政敌发棺戮尸的报复。以撰史论而名藻一时的孙甫，也善于影射之术，史载他往往"按先朝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以为讽谏。"至于司马光为宋神宗进读《通鉴》"每存规谏"，范祖禹撰《唐鉴》攻击王安石"变革祖宗之法"，其中的影射比附更是历代相传昭然若揭的事实。正如《通鉴注》作者宋元之间的胡三省所说："（北宋）治平熙宁间，公（司马光）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何）、曹（参）画一之辨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⑨胡三省指出司马光当年借编纂《通鉴》时搞比附，借讽喻历史影射时政、抨击政敌，可谓深得司马光编《通鉴》时的良苦用心。其实，胡三省自己也是相当精通影射术的。他注《通鉴》，就往往于注书之中借题发挥，指彼而喻此，借古以刺今。以注家而搞影射，由此也可见宋以后影射比附风气之炽烈了。
    明代时，影射史学更趋盛行，政治家借撰史之机，党同伐异，指桑骂槐，历史家撰历史，也往往含沙射影，讽喻朝政，把史学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野史杂史，概莫例外，用时人的话说："特向寤寐中借古人之天下而发其蕴，上下数百年，扫理障，决群疑，洗沉冤，诛既死。"⑩风气所及，直到清初犹然。王夫之撰作《读通鉴论》、《宋论》，针对明朝灭亡、清皇入主的时局，借历史之酒杯烧胸中之块垒；吕留良撰史论，通过历史上"夷夏之防"的阐述，指彼而喻此，抨击清朝皇室，抒发反清思想；陆生楠著《通鉴论》，裁断历代皇朝治国施政之得失，"怀怨诬讪"，触忤清朝专制统治者，为搞影射史学而掉了脑袋。随着清皇朝专制者酷施文字狱，文人缄默其口，影射史学遂消沉一时。直到晚清以后，魏源撰《圣武记》、《元史新编》，夏燮撰《明通鉴》，影射之风始又回潮，以古讽今又成历史家一时之尚。
    在中国传统社会，影射传统如梦魇般附丽于传统史学，与传统史学相伴相随达数千年之久。作为中国历史学重要内涵之一的影射史学，以及传统历史家具体操作中的影射术，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影射史学是中国传统历史家为达到干预现实的实用目的，借助于历史书的编撰，借题发挥，将历史与现实进行简单的比附，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表面上似乎在抨击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骨子里却是含沙射影，攻击当朝的政治措施，辱骂现实中的政敌或对手。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个案分析，认识和破解传统历史家的影射法术，进而揭示影射史学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