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通鉴》学的发展
    南宋时期开始形成的《通鉴》学，在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2编年类所考，关于《通鉴》方面的撰述有：
    郝经《通鉴书法》；
    金履祥《通鉴前编》18卷；
    何中《通鉴纲目测海》3卷；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294卷，又《通鉴释文辨误》12卷；
    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59卷；
    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59卷；
    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59卷；
    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59卷；
    金居敬《通鉴纲目凡例考异》；
    吴迂《重定纲目》；
    徐诜《续通鉴要言》20卷；
    曹仲楚《通鉴日纂》24卷；
    董蕃《通鉴音释质疑》；
    潘荣《通鉴总论》1卷；
    汪从善《通鉴地理志》20卷；
    以上，凡16种①。可惜这些书大多已佚，留存至今的主要有《通鉴前编》、《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等。
    《通鉴》学在元代的发展，跟统治者的重视《资治通鉴》一书，自有一定的关系。元世祖时，置诸路蒙古字学，对诸路官府子弟之入学者及民间子弟愿充生徒者，"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元史·选举志一》）。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元史·泰定帝纪一》）这说明，不论在科举方面还是在一般教育方面，《资治通鉴》都是作为重要的内容而受到提倡。元代《通鉴》学的发展，离不开这样的政治、文化土壤。
    元代的《通鉴》学，也反映出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论是注，是论，是补作、续作，它们都表明《资治通鉴》在史学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宋元之际的金履祥（字吉父，1232-1303）认为，北宋刘恕撰《资治通鉴外纪》记《通鉴》上限以前之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他于是采用邵雍《皇极经世历》和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名曰《通鉴前编》。金履祥对于此书很自信，曾对门人许谦说："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明代学者也称其"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儒先所未发。"（均见《元史·儒学一·金履祥传》）此书旁征博引，对古代史事的考订用力甚多。但对"共和"以前史事记述不如刘恕以《疑年》处置稳妥，而"援经入史"亦非史家所尚，其于"好奇"亦不减于刘恕②。论者多以金履祥为南宋人，而元修《宋史》不曾为其立传，这是把他视为本朝人；明修《元史》为其立传，表明明人是尊重了元人的看法，钱大昕亦遵此说。
    史学自身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反映在元代《通鉴》学上的突出成果，那就是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了。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亦作《新注资治通鉴》），后人一般称为"《通鉴》胡注"。
    二《通鉴》胡注的成就
    胡三省（字身之，号梅涧，一作梅磵，1230-1302），宋末元初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县）人③。他于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以进士科入仕，恭宗德祐元年（1275）归乡里，潜心撰述，直至于终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胡三省注《通鉴》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人遗命；二是痛感宋亡，寄寓民族气节。他父亲胡钥笃于史学，而于史注格外用力，颇有独立见解，曾经指出托名司马康的海陵《通鉴释文》本，并非出于司马康之手，嘱三省予以"刊正"。"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音注资治通鉴序》，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这种家学影响，使他确立了"史学不敢废"的志向，并走上了治《通鉴》学的道路。他从宝祐四年（1256）着手作《通鉴》注，历尽艰难坎坷，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首尾30年，乃撰成《音注资治通鉴》。其中，经历了宋元更迭，"世运推迁"。作为亡国之臣，他感到痛心疾首，所以在自序中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乙酉年，即至元二十二年），表示不奉元朝为正朔。这个思想，也反映在胡注之中。
    以上两个方面，是《通鉴》胡注产生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胡注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对《资治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有疏通之功。恰如胡注自序所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种疏通工作反映在注释内容上，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几个方面。仅举《音注资治通鉴》卷286为例：
    --关于校勘。《通鉴》记："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刘晞为西京留守。"《资治通鉴考异》曰："《实录》作禧。或云名晞。今从《陷蕃记》。"胡三省在《通鉴》正文与《考异》之间，引薛居正《旧五代史》文："刘晞者，涿州人，陷虏，历官至平章事兼侍中。"这是进而证明《通鉴》和《考异》所取的正确。
    --关于考订。《通鉴》正文记："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阁礼。"此下，胡注引欧阳修论唐代入阁礼及《五代会要》所记入阁仪，又引《新五代史》所记梁太祖元年关于入阁的史事，最后说："视唐之正牙朝会，其仪略而野，而五代谓之行礼。《会要》又详载而为书，则其仪为一时之上仪矣。姑备录之，以志朝仪之变。"胡注关于"入阁"的考订，注文将近800字。
    --关于辨误。《通鉴》正文记：正月，"辛卯，契丹以晋主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胡注则认为："欧《史》曰：'自幽州行十余日，过平州；山榆关，行沙碛中，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按契丹后改黄龙府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龙城，若据《晋书》及郦道元《水经注》，当在汉辽西郡界。今晋主陷蕃，渡辽水而后至黄龙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龙城。"和龙在今辽宁朝阳，黄龙府在今吉林农安，胡注所疑甚是。
    胡注在训释音义方面，全书俯拾即是，不一一列举。
    胡注的成就，其次表现在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反映了注者的进步的历史见识。仍以《音注资治通鉴》卷286为例：
    --《通鉴》正文记："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崔廷勋以兵守之。契丹主数遣使存问，晋主每闻使至，举家忧恐。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胡三省于其下注曰："噫！孰知缁黄变色，其徒所为，有甚于不敢献食者邪！有国有家者，崇奉释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监［鉴］矣。"这是对晋后的讽刺，也是对崇佛者的劝诫，反映出注者不信释氏的思想。
    --《通鉴》正文记："契丹主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胡注曰："史言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又《通鉴》正文记："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胡注曰："契丹主自谓周防之密以夸晋臣。然东丹之来，已胎兀欲夺国之祸，虽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这两段评论，反映了胡三省的民族意识和关于强弱、治乱的卓识。
    这样的评论，由事而发，随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重要的分量，既阐发了注者的历史见解，又启发了读者从理论上去认识历史，这是胡注的一个鲜明特色。
    胡注的成就，还在于他"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便利了《通鉴》的阅读和流传。南宋时期，注《通鉴》者纷纷然，但多有乖谬，没有多大影响。而《通鉴》胡注，一是详于典章制度的梳理，地理沿革的考察；二是于原书"能见其大"，阐发其旨趣；三是"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都经得起考验（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7《资治通鉴》条）。
    胡三省在《音注资治通鉴序》中，还表明了他在历史文献学上所持的发展的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见解。即学术是一代代人的传袭，积累，发展任何人都不应自谓本身的见识"无复遗恨"，而应认识到后人总会有超过自己的地方。然而，对于"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要有自觉的认识，却又是多么不容易！--这一思想，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胡三省又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自序中，还说："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词，但也表明他是主张史注应当以"文约而义见"为目标的。他撰的《通鉴释文辨误》12卷，是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海陵本《通鉴释文》的讹谬；"而海陵本乃托之公休（司马康字公休--引者）以欺世，适所以诬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通鉴释文辨误》后序）他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学知识，在此书中也同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二书，是胡三省关于《通鉴》学的名作，也是元代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杰作。
    注释：
    ①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中华书局1955年2月第1版。
    ②此近人张煦侯说，见《通鉴学》（修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③一说胡三省系天台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不取。此据胡氏《音注资治通鉴序》之说。
    ④胡三省事迹，《元史》不载，仅见于《通鉴》胡注自序及后人文集与县志的零星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