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党史专家张静如在一篇题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史论中，曾就如何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问题，阐述了颇有见地的六点看法，并提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深化"。同时强调：对于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诸生活领域的反映"。可惜，张静如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迄今为止并未引起党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身体力行者更少。
    党史研究者何以要关注社会史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其生存和活动的宗旨，都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顾名思义，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就是党的形成、发展和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就是党用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人民群众摧毁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所以，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党的活动为核心来研究党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要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为背景来研究整个社会。前者是党史，后者是社会史。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事实一再证明，党只有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全面、深入地考察和分析整个社会，准确地掌握国情和民情，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党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不可不关注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社会史研究。
    那末，社会史是指何而言呢？我认为社会史要研究的应是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团体、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诸如：社会人口（数量、质量、构成、繁衍与流动等）；社会组织与结构，包括血缘团体（家庭、家族、宗族等），地域团体（村寨、社区等），职业团体（党派、社团、行会、商会、学会等）；阶级与阶层；社会习俗与社会风尚（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交游、节令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丧葬观等）；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的病态与防治（禁毒、禁赌、禁娼等）；社会的控制与调节（赈灾、扶贫、助残、赡养等）。简言之，社会史不是单纯考察某一社会现象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是侧重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的研究。因此，党史研究如果能以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并充分吸收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必定会柳暗花明，天地广阔，也必定会步步深入，探骊得珠。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历史学者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
    如上所述，一个执政党要扭转乾坤，改造社会，就必须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要用历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这便是社会史研究。而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事社会调查，或就社会生产的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调查，或就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进行理论升华。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经常从事社会调查。在戎马倥偬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从1927年到1931年，他就作过多次社会调查。诸如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江西的永新、宁冈，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寻乌，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调查等。在这些调查材料中，规模最大、内容最详、纲目最细的要算是《寻乌调查》。这份长篇调查材料，共5章，30节，约8万多字。它囊括了寻乌的地理环境和交通邮政，商业经营项目和市场状况，人口成份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以及在土地斗争中关于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等财产分配政策等方面。他对每一方面的调查都是条分缕析。如关于地主，先作阶级区分，划分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接着又作阶层区分，将公共地主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将个人地主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并附有大中地主对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又如，关于人口成份，不仅从职业上分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职员、地主、宗教徒，还有各种人口的统计数字和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农村，掌握了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中的土地分配情况，也了解了城市情况，特别是城市中的商业情况，从而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如他自己所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与富农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个办法是正确的。"通过这次调查，也加深了毛泽东对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为此，他倡议："倘能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社会调查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形成该是多么重要！
    斗转星移。今天，距离毛泽东最初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间已经整整70年了。这70年来尽管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日新月异。但是，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希望党史研究者以毛泽东为楷模，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调查研究，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史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以求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新的阶段。
    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
    1984年，我们在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变迁》一书的社会背景时，研究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这个研究，使我们踏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对辛亥革命以后及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变化有了初步了解，而这些变化同后来发生的中国革命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是近现代史学研究处处都要涉及的。
    这次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感到要搞好中共党史研究必须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其理由如下：
    一、要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状况才能寻找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正根据。
    马克思多次讲过：要寻找革命发生的原因必须到社会总合中去寻找。恩格斯也讲过：那怕是社会最生僻的领域，对革命发生都无不产生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场革命或一场社会改革的发生都有它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以往我们对这点就理解不深。一度，我们的党史研究连"教条主义"都做不到，因为按照"教条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按马克思的看法去全面地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只研究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研究这两对矛盾的时候，又总是侧重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的状况，而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自身发展状况以及它们有没有不相矛盾的方面，却不去研究。这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简单化的态度，是一种为我所用的作法。正因为如此，以往党史研究中有不少地方都是失实的，或者是不全面的。比如：在研究北洋军阀时期时，我们发现袁世凯窃据了临时大总统位子之后，发布了许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命令，数以百计。这些法令也确实加速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果仅仅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矛盾的原理，袁世凯这个一心想恢复封建专制的人，是不可能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么，袁世凯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经过我们初步研究，原因至少有三条。第一，袁世凯上台时在临时参议院宣誓过，其中主要内容是两句话，即"拥护共和、发展产业"。发展产业，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他宣誓过，表面上就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国人就要指责他言而无信。第二，袁世凯政府当时面临十分严重的财政困难，发展产业增加税收对稳定政权也有好处。第三，当时的农商总长都是热心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人。其中宋教仁、陈其美、王正廷、刘揆一等人都是革命党人，又全是留学日、美的学生。在这4人之后担任农商总长时间最长的是张謇。他是清末的状元，又是个立宪派，但是他坚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了便于推行其实业计划，他在任内出台了许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前后共47人。其中留学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共23人，占49%，科举出身的16人，占34%，在国内受新式教育的6人，占13%，行伍出身的2人，占4%。由以上数字看，历任总长有将近2／3的人受过新式教育，有近1／2的在国外留过学，接受过正规的资本主义教育，具有现代新知识，对近代潮流有一定的了解。这种素质，对于经济主管人员来说，是有益的。这就不难理解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了。
    又比如，北洋政府后期，即从1924年曹锟当上大总统直到张作霖当上大元帅之后，北洋政府曾出现了收回部分主权时期。北洋政府先后同苏联建交、强行收取列强各国的"二五附加关税"，免去英国人总税务司司长、海关总署署长职务，拒绝日本人提出的最惠国待遇。后三件维护主权的措施都是张作霖担任大元帅时期办的。一向被称为日本走狗的张作霖，居然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危害日本利益的事情，这又如何解释呢？第一，张作霖上台当上中央政府的大元帅后遇到严重的财政亏空。他只有增收二五附加关税才能维持军政运转，于是他不顾日本的坚决反对（二五关税的主要负担者是日本，它对华贸易量最大）强行征收二五附加关税，并且拒绝日本提出的最惠国要求。第二，1925年五卅后全国掀起反帝大风暴，军阀帝国主义谁也不能不再重视民众反帝运动这一因素，北洋政府有时也利用这一形势向列强讨价还价。第三，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外交总长，留学生占大多数。几届主要内阁的外交总长几乎全部是留学美国或欧洲的学生，例如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唐绍仪、王正廷等全部是留美学生。这些人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基本上没有同北洋军阀同流合污。这些人在任内都能为争取收回主权活动努力奔走。
    以上这样的事例多得很。这些事实表明，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多种原因，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我们在考察社会的时候，不能只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来代替所有的具体考察。社会领域多得很，有的时候次要矛盾、生僻领域甚至是偶然事件对社会发展都会起巨大作用。
    再举一例。1926年9月蒋介石决定北伐军进驻江西。当时是武昌还没打下来，还要以重兵围城，这时蒋介石又要分兵攻打江西。攻打江西就意味着开始同孙传芳作战。北伐军要同时面对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强大敌人。蒋介石这个决定在军事上是错误的，这样分兵的结果可能遭至重大失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也确实吃了大亏，南昌城得而复失后又久攻不下。但是后来因为孙传芳部队里发生枪械走火，这一枪走火却导致孙军全线撤退。原因是孙传芳的两个主力师长江苏郑俊彦同浙江卢香亭有矛盾。卢香亭部队出现走火，卢香亭以为北伐军从背后袭来，于是命令撤退，因为他不愿意为别人在江西卖命。郑俊彦一听卢香亭撤走了，他也下令撤走，他是江苏军阀，他也不愿意为江西军阀保卫江西而卖命。五省联军以江苏浙江两省军队战斗力为最强。郑俊彦一个师就把北伐军从南昌赶出来；卢香亭的一个师就顶住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张发奎的铁军一个师。可见这两个师战斗力很强。但是乐化车站一枪走火却导致孙传芳部队全军撤退。原因就在于军阀内部的内耗。所以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该归于军阀内耗，或可以说军阀的内耗是北伐军江西战场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件事表明蒋介石是歪打正着，他的错误的战略指导，他的瞎指挥，却带来胜利的结局。这就是历史，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