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又一次证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要全面细致，不能一般化、概念化。如果不做深入考察，我们一般地说到江西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影响和有力的政治工作、北伐官兵的勇敢、工农群众的支援、苏联军火的支援等等，这种归纳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但就是没有讲到最直接的原因和最关键的地方。
    二、在研究社会的基础上衡量党的政策
    这同前边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角度。这里要讲的是：只有在全面地考察社会状况之后才能检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正确与否。有这样一个事实：
    北洋政府时期工人、农民家庭生活状况很坏，工人中70%以上的家庭，农民中70%左右的家庭都是入不敷出。工人家庭只有全家老小一齐出动，妻子当女工，子女当童工，老人上街拉洋车。这样全家才能过上时而举债不能全饱的生活。唐山五矿工人罢工，他们喊出："我们要养家活口，我们要生活"、"东家不让我们活，我们只好罢工"。广州马路工人早在本世纪初就喊出："东家们拿钱太多，我们无法生活，只好罢工。"这些都表明分配不公是当时工人的第一位的不满，是当时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也主要是地租过高，分配不公可以说是农村第一大社会矛盾。
    既然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是工人农民的主要不满，既然地租问题也成为农民贫困的主要成因，那么中共中央提出减租问题算不算错，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中央提出减租问题至今仍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是拿减租同解决土地问题来对比，认为后者更彻底。若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有了军队，有了政权，有了根据地，在这种条件下能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明明知道解决土地问题会吓跑同盟军，还认为不如此就不革命，这只能是"左"的急性病和幼稚病。据当时报刊记载，1926年江苏省自发的农民风潮中，因反对地租太重、反对加租、减租未成，反对大斗收租、反对撤租等地租原因的占一半以上。中共中央这时提出支持农村减租斗争，缓解分配不公问题有什么错呢？直到今天党史界持减租是右倾这种看法的还大有人在。这个是非应当澄清，其中有效的办法就是考察社会真实情况，考察清楚当时的社会要求。
    评价历史事件。检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与否，也只有一个标准，即看其主张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是否符合社会实际要求。党史上的一些有争论问题，甚至现实中的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向社会请教，真正考察社会要求，就不难找出解决办法。
    三、关于社会史以及研究方法
    我们把全面研究社会状况称为社会史。
    社会史不是社会学史，也不是用社会学的框架去研究断代的社会史，但是可以吸取社会学中有益的东西。
    社会史就是研究社会的全面状况，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出该社会合理的机制及其运转，也找出它不合理的机制与运转。最后找出改造社会的办法。
    社会学中有一派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良性循环的条件与机制。这一点我们历史学也可吸取。以往只讲否定、斗争，看不到社会之所以存在，总还有它存在的合理依据。它之所以被推翻，也有它被推翻的合理根据。但是不能只以它被推翻的依据代替它还存在着合理生存的依据。刚解放的时候，大家认为一切都是新社会的好，旧社会的东西一无是处。经过许多年的认识，才认识到旧社会有许多合理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社会学中认为一个社会有它的动力机制，也还有激励机制、整合机制、保障机制和控制机制。我们砸碎的是它的国家机器，但社会上的许多机制我们不能砸碎。例如动力机制，社会学认为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可是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经济建设，就是很少考虑满足人们的需要，摆不正国家、集体与个人需要的关系。国家的需要、集体的需要最终地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不能长期借口国家、集体需要而忽视个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根本动力原问题上，以往我们要总结、检验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应该借鉴社会学的内容。
    社会学是研究当今的社会关系并侧重研究当今社会问题的。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关系，目的是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因与轨迹。这两个学科同是研究社会，但研究的框架、重点内容、方法都有所不同。所以，社会史同社会学不同，社会史也不可能按社会学的内容与方法去研究。
    社会学中有的研究方法也是应该吸取的。如：社会调查的方法。要想调查的东西符合实际状况，总要需要量化调查。典型调查并不是普遍应该采用的方法，它只是调查方法的一种。
    以上都是一些个人体会，肯定不全面，也难免有错误，请大家指正。希望能把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开展起来，促进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之关系
    近几年来，社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领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也开始注意了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社会史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理解的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发展的，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组织，个人与社会，社会关系，家庭，城市和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问题等等方面，它应包括社会所有的文化和生活。因而，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是极其广泛的。
    实际上，在过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社会史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着。如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时，都是从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及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在研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也注意分析这些历史事件产生的社会背景。如研究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一般是首先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矛盾。但是，这种对社会史的研究并未形成体系，也不深入。对社会史研究中应当进行的许多方面，如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等等并未进行研究，更没有从这些方面探寻它们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以后研究中共党史时，除了要继承以往的成果外，还应建立起社会史的研究体系，全面、系统地借鉴社会史。当然并不是说以社会史来代替党史、革命史，而是要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研究中国社会史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一，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首先就应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状况、特点及其变迁这个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了解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诸方面的特点及变化，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其二，研究中国社会史，能加深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无疑都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多方面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要全面把握这些原因，就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如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心理的原因，即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乃至反抗，对共产党的好感乃至拥护。过去对于"人心向背"这一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的社会心理原因，只是用一些笼统、模糊的话来概括，而没有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史的研究，分析社会上人们的心理，具体分析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国共两党的好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各阶级、阶层的具体态度如何？这种社会心理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等等。1946年11月私立沪江大学进行过一次学生意识调查，参加调查的967名学生中，有490人认为中国不应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协定，而主张同美国、苏联结盟的分别只有159人、16人；423人认为中国内战应绝对避免，表明这一时期大部分学生是主张不依附于任何大国，走独立自主道路以及反对内战的。而国民党当局对外依附美国，对内挑起内战，很快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这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的关系，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问题等各方面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这些方面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以加深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其三，要把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放在中国社会史这个大背景下去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因而，我们除了要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外，还要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建设都是系统工程，而社会则是一个大系统，革命会引起社会大的变动，建设也会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变迁，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并具体分析革命和建设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推动，以便从一个高度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无疑将大大拓展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视野。
    关于如何研究社会史，前苏联的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中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两者都能运用，可以相互结合。当然我们不能照套社会学的体系，照搬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史，但在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史时，可以借鉴、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社会学研究中比较重视统计资料、社会调查材料，而这是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在社会史研究中应重视搜集、运用这些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