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有多久，中国急速发展的局势使英国政府接受了施缔这的看法。8月8日，英国外交部拟就了一份供内阁会议讨论的题为“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由于不能指望国民党再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对中国的决策必须基于“中共在不久的将来控制全中国”这样一个事实。在分析由此将产生的承认问题时，英国外交部考虑了这样几个问题：1.对中共政权的态度，“中共现在的领导人无疑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现行的强烈的亲苏政策对西方在中国乃至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任何阻止中共建立全国政权的企图“不仅将注定失败，而且将在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中唤起传统的排外情绪”。英国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共正面冲突”。2.对国民党的态度。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应基于“现实而不是感情”，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联合国代表权。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没有它的参加，联合国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在正式承认新政府前还不能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3.经济问题。西方的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4.承认后的前景。从最坏的方面设想，西方与中共关系将沿袭西方与东欧关系的模式，但也有发展成与南斯拉夫那样的关系的可能。因此，西方国家“不要一开始就对中共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以免损害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份备忘录的结论是，“仓促承认一个共产党的政权在政治上将遇到明显的反对”，但不承认一个有效控制大部分中国的政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在保护西方在华利益时将面临严重的实际困难”。在承认中共政权时附加任何条件作为交换是“最不可能的”，拖延承认则“可能严重损害西方在华利益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它建议在作出正式决定前，与西方各国进行充分磋商（11）。这份备忘录通篇交织着英国对中国革命胜利无可奈何而又想尽力保持在华利益的复杂心情。在考虑承认问题时，虽然有关东欧模式、南斯拉夫样式可能性的猜测涉及意识形态因素，但英国的出发点仍然是在华的现实利益，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8月下旬，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外交部的备忘录，确立了对华政策的基调。当时，南京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12）。
    8月下旬的内阁会议没有对承认问题作出正式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共还未组成中央政府，也就“没有可以承认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意识到在承认问题上将遇到西方国家“明显的反对”。因此，内阁会议一结束，英国外交部就与盟国（主要是美国）开始交换意见。8月下旬，外交大臣贝文（Bevin）与美驻英大使会谈。9月中旬，英、法、美三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对华政策是这些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在会谈中表明，不应该过早承认中共政权，而应通过经济压力迫使中共认识到与西方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要承认，也必须让中共保证“承担它的国际义务”，即遵守中国现有的一切条约。贝文则表示，英国的基本立场是留在原地，保持贸易关系，尽力避免撤退或被赶走。这并非英美在中共问题上出现的首次分歧。这一年的3月中旬，美国曾建议英美联合对中共施加经济压力，以此为杠杆迫使中共承认外国领事馆的合法地位，英国则以英美在华利益不同为由婉转拒绝了美国的建议。当时，施缔文对英美的不同利益有一段很好的说明：“美国政府把蔑视他们的领事看作是一件丢脸的事，而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要求利用商业利益增强领事地位，而我们则认为保持领事对商业利益是至关重要的”（13）。美国的出发点是政治地位和在华影响，英国则着眼于商业利益。这一差异是两国最终对中共采取不同政策的主要原因。面对双方明显的分歧，三国外交部长会谈结束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无可奈何地表示，美国“尽管希望三国能保持一致，但如果他们认为必须单独行动，也不会受到责难”（14）。对英国来说，美国的这一表态实际上将减轻它在承认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二、正式决定承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各国留在北京的领事馆发送了包括上述内容的毛泽东的声明和他本人的信函，请他们转交各自政府。
    当天，在收到毛泽东声明前，施缔文就新中国的成立向外交部提出新建议，认为在正式承认新政府前，应授权留在北京的英国总领事向新政府递交一份信件，以表明英国的态度。尽管估计新政府可能会拒绝接受信件，施缔文还是认为这一做法值得一试。两天后，英国首相艾得礼批准了这一建议。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国政府正在认真研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局势。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有鉴于此，英国政府建议，在对中国局势研究结束之前，英国领事官员与中央人民政府管辖领土内的合适权力机关之间应建立非正式的关系，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15）这封带有试探性质的信虽使用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称呼，但并没有提到承认。在实质性问题上，英国政府仍小心翼翼，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