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伯与西周政治地理格局
    在承认西周存在以周王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中央权力的前提下研究西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首先搞清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格局），也有称“国土结构”，或“天下格局”、“国土景观”。这里说的政治地理结构应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即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二是政治地理结构，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将两者合称为政治地理结构，也有的学者称为政治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这一层面上看是：以周王为中央权力中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即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关系：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对诸侯实行统治，四方诸侯国君承认周王的最高君主地位和政治统治，但诸侯国内部有很大的自治性，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的层面上看：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主要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周王在这里统治天下四土（四方）。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从政治统治这一层面上说，在周王与诸侯两级之间，某些地区还存在着方伯这一层面。方伯实际成为介于二者之间的地方政治力量。
    在周代的文献中，方伯，或称侯伯、牧。方，四方，即诸侯国，伯，《尔雅·释诂》，长，是介于周王（周天子）与一般分封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注：拙作：《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方伯的这种征伐权力往往是天子授予或承认的，如齐国，太公时就被授予征伐大权。或可称为方伯（注：《左传》僖公四年、《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国在周初就获得了周王朝授予的对某些地区的征伐大权。）。作为方伯，一方面，本身是周王朝控制的一个地方诸侯国，与周王有严格的君臣关系，周王通过诸侯国君对诸侯国实行间接统治，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统治关系；另一方面，其又是周王册命的方伯，地位高于周围地区的一般诸侯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王朝并没有对其控制的疆域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所以，方伯往往利用这种征伐大权，控制周围的小国，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范围。这样，在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外又出现了新的一层关系，就是方伯与所控制的诸侯国的关系。方伯本来是周王朝为用来加强对僻远普通诸侯国统治而封的。但是，由于方伯的存在，周王朝对其政治疆域内小国的政治统治权实际上被分割了。即，周王不但不能对这些诸侯国内部实行直接统治，就是对方伯控制的小诸侯国，周王也相当程度上失去了间接的政治统治权力，而这些方伯则取代了周王的地位，对其所控制的小诸侯国实行类似于周王朝对自己的政治统治。显然，周王朝作为天下最高统治中心的中央权力被分割了。原本周王-诸侯的两级政治统治关系在某些地区变成了三级，即周王-方伯-诸侯（周王朝-大诸侯国-普通诸侯国）。
    方伯按形成方式，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周王朝为了加强对普通诸侯国的统治，主动地将某些地区的征伐大权授予一些姬姓或功臣、姻亲所建立的诸侯国国君，如周初的管、鲁、齐、燕、卫等。让他们凭借政治特权优先发展起来，成为维护周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第二种类型，普通的诸侯国也可能是因为其自身的势力的强大，成为称雄一方的强国，在其力量的威摄之下，周围的普通诸侯国不得不成为其控制下的地方势力。而天子或不得不承认，或顺其自然。如楚国、徐国。楚国作为古老且为异姓诸侯国，虽然对周王朝有时叛服不定，但大多数时间至少在名义上是臣服于周王朝的，是西周诸侯国之一，直到春秋时期楚国还是口头承认要对周王朝称臣贡纳的。这一点在《左传》僖公四年的史料已经十分明确。但楚国已经称王，并控制众多的“四方首”（即小国），显然已经成为雄踞一方的方伯。近年来，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已经反映了这一史实。方伯的存在，对西周历史特别是政治制度有重要影响，我们在讨论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时，不能不注意到在通常所说的周王朝与诸侯国两极之间，还有一个方伯的存在。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方伯的研究很少，甚至没有注意到方伯作为一种地方势力的存在及其意义。实际上，方伯的存在，对西周及春秋政治格局的影响很大，关系到西周中央权力对地方的实际意义。本文根据新出土的楚公逆铭文，结合文献记载，重点研究方伯与周王朝、方伯与其控制下的四方小国的的关系、周楚关系等，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 楚公逆铭文与西周楚国的地位
    近年来，山西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山西省侯马市曲沃、翼城境内的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北赵晋国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为研究西周时期晋国及其他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这些出土资料，有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已经深入展开（注：《曲沃曲村发掘晋侯墓地》，《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10日；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第1期；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第1期； 张颔《晋侯臣斤簋铭文初识》，《文物》1994年第1期； 李学勤：《晋侯邦父与杨姞》，《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 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山西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另外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利用了晋侯墓的材料， 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其中1993年下半年第四次发掘，64号墓出土了整套编钟，其中楚公逆钟铭文对研究西周楚国历史和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楚国的地位、周楚关系、西周的方伯制度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