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翳徒之戎：西域戎族的一支。）
    最后，被激怒了的商王终于发动了反击，“文丁杀季历。”--《晋书·束晢传》引。
    《吕氏春秋·首时》有“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史记·龟策列传》：“（纣）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与竹书异。
    周人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其实力还在，仍然是西土的强大诸侯国，商王朝也没有力量直接对西土进行统治，所以商文仍然要通过周人来实现其对西土的政治统治。姬昌仍然被册命为西伯。《史记·殷本纪》：商王纣“以西伯柏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来纣王“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从此“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逸周书·大匡解》：“维周王宅程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黄怀信注：此篇讲周文王救助灾荒的种种措施。宅，居也（注：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居又有都的意思。是文王曾都程。毕程氏之墟，在今咸阳东。帝辛封文王为西伯，统西方，故曰诏牧其方。是西土有许多小的方国，归周人统治。“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大庭，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黄注：三州：雍、梁、荆。三老，众国老。罢，疲也。）“于是告四方。”这个四方不是天下四方，而是西土的四方。周文王为方伯，自有自己控制的四方小方国。王季、文王正是利用作为商王朝方伯的政治特权，在西土大肆扩张，发展周的势力。从一个地方诸侯发展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注：《论语·泰伯》。）的方伯，到周武王时一举灭商，建立周王朝。
    1990～1993年，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王伯玉觽（M2006：107）铭文2字：“王伯”（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发掘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时代在殷墟中晚期。“王伯玉觹和玉管的原器主，由刻铭可知为商王之伯。但商的侯伯、方伯等很多，刻铭中的‘王伯’为何人，我们已无法确知。这2 件玉器出于周王同姓诸侯贵族墓葬中，我们推测‘王伯’是否就是‘周方伯’。据卜辞及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商武丁时期就有‘周方’、‘周侯’臣服于商。其后，周在商西部逐渐强大。武乙、文丁之时，王季征伐诸戎，献捷于王，王命其为伯。王季卒，文王继之称为‘西伯’，周原卜辞称‘周方白（伯）’”。“依据2件王伯玉器的时代， 刻铭‘王伯’也可能指王季或文王。”“当然，王伯玉器也可能是其他王伯之物。虢国墓地所出商代玉器，如小臣玉器等，多数应为商人之物，是周人灭商时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被周王分赐于同姓诸侯虢君。经过世代的流传，被葬于西周时期的虢国贵族墓葬中”（注：贾连敏、姜涛：《虢国墓地出土商代王伯玉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99年第7期；姜涛、 贾连敏：《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第12期，第48页。）。联系到周确为商王方伯的事实，我们认为前面的推测很有道理。但无论是否属于周王季或周文王，但周出现方伯是肯定的。
    西周的方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周天子主动册命的，如齐、卫、燕、鲁、晋等，这些诸侯国大多是周王朝直接分封的，与周有密切关系的同姓诸侯国，异姓诸侯国则是齐太公这样的功臣和联姻诸侯国。他们是周王朝统治四方的主要力量，担负控制某一方周围小诸侯国的任务，有明确的区域范围，其职责主要是政治与军事方面。另一种是西周被迫承认的，他们大多是反叛的或异姓诸侯国，由于其势力强大，周王朝没有力量迫使他们就范，所以用这种妥协、让步方法来加以拢络，如楚国、徐偃王等。
    下面举一些西周方伯的例子：
    齐国：《左传》僖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召公代表周王册命齐太公姜尚为方伯，齐是最早被命为方伯的诸侯之一。《左传》襄公十四年：“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系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篡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载，无废朕命！’”
    此条史料与金文的册命辞十分相似，是春秋时期，周王峙次册命齐侯充当方伯的册命辞，但此时周王已非彼时周王，这种册命同周王在城濮之战后对晋文公的册命一样，不但纯粹是形式，而且是在大国的威势之下册命的。
    1986年陕西安康发现的史密簋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史实。学术界有过深入的讨论，有些问题争论很大（注：张懋镕：《史密簋发现始末》，《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张懋镕、赵容、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第7期；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 《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 《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李仲操：《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懋镕：《史密簋与西周乡遂制度--附论“周礼在齐”》，《文物》1991年1期； 李学勤：《史密簋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第2期； 王辉：《史密簋释文考地》，《人文杂志》1991年4期； 李仲操：《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人文杂志》1992第2期； 陈全方、尚志儒：《史密簋铭文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3第3期；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第3期；刘钊：《谈史密簋铭文中的“尸”字》，《考古》1995第5期；张永山：《史密簋铭与周史研究》， 《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方述鑫：《〈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98第1期。因篇幅关系，铭文与方伯的关系将另文研究。）。铭文中也反映了西周共懿孝时期（注：史密簋的年代有争议，大致在西周中期共懿夷时期。夷王三年时，周齐矛盾激化。）齐国继续充当东方方伯的史实。张永山先生指出：“史密簋的铭文载师俗、史密出征前，齐国已联合遂国扼守边鄙，抗击南夷的入侵，周王又命以齐师为主力组成东方联军围剿南夷，这说明齐国当时是周王朝在东方的侯伯之长，继续履行着太公时的时的权力和义务”（注：张永山：《史密簋铭与周史研究》，第97页。）。这说明此时齐国还能充当东方方伯的大任，据《史记·齐世家》到夷王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此事发生在夷王三年，后齐国的力量才真正衰弱下去。其史密很的年代也只能在夷王三年之前。“直到终夷王之世，它仍无力担当保卫王朝东方安全的侯伯之长”（注：张永山：《史密簋铭与周史研究》，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