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周时期的周楚关系
    楚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其远祖是传说中的“祝融八姓”之一的芈姓（注：《国语·郑语》，这在包山竹简中已经得到证实。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竹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李学勤：《论包山竹间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8期。），曾活动于中原一带。在商代就已经存在。《诗·商颂·殷武》是殷后代宋人祀殷高宗武丁的诗。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其诗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商朝势力也曾到达楚国，楚国也曾臣服于商。但是荆楚，即楚国，基本上是相对独立于商之外的方国。南乡：对商而言，楚在商的南方，或径可说商朝疆域的南方、南土。因为武丁卜辞有“立事于南”、“在南土”（注：江鸿：《盘龙城和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第2期。）。
    到了商末，楚先祖鬻熊摆脱商朝的控制，转向臣服于商朝西土的西伯文王。《史记·周本纪》记“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西伯。《集解》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贾谊《新书·修政语下》记周文王、武王、成王都曾向鬻子咨询过治国大计。其实，因为鬻子早卒，不可能服事三王，但按其生活时代，与文王发生联系是可能的。周原甲骨文中有“楚子来告”、“其微、楚氒，师氏受”等卜辞（注：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陈全方：《陕西岐山县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说明楚国在当时已经和周有了联系，可能已经臣服，“告”字：有学者释为“告即告受册命。楚伯鬻熊新近归周，被周文王接收为周人养子，鬻熊即以养子身分告拜领受此命，感谢文王的恩泽。”“养子之说”是否成立，可备一说（注：段渝《论周、楚早期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86年第5期，第103页。徐敏《从祝融之兴到熊绎建国的再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第3 期）一文也持养子之说，值得研究。）。对周原甲骨文的“楚伯乞今秋来囗王其侧”，之“囗”字，段渝以为当从王国维、徐中舒释为“西”，是楚人前来西土（注：段渝：《论周、楚早期关系》，第103页。）。 结合上述文献可以说明，到鬻熊时期，楚已经弃商投周，这是周、楚正式臣服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与前面说的楚与“四方首”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周姬昌是商王朝的“西伯”，臣服于商朝，但同时在西土拥有大量的“四方首”，如芮、虞、密等，后来随武王伐商的“八百诸侯”应该属于这种关系，商王朝已经失去了对这些方国的政治统治，其中央权力被分割了。孔子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绝非虚言。
    但令人奇怪的是楚国并没有参加伐纣的战争（注：在文献所举的八国中没有楚。当然武王伐纣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虽然实际上远不会有这么多，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楚人在伐纣的阵容中，但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楚参加了灭商战争。有人断言楚鬻熊死后楚人“可以肯定他们参加周武王灭殷之战的”（徐敏：《从祝融之兴到熊绎建国的再考察》，第43页），过于武断。），看来楚国只是名义上臣服于周，其实并没有完全听命于周人，所谓“楚子来告”、“归之”仅流于形式而已。可能是先前臣服的鬻子死后，其子熊丽、孙熊狂已经有摆脱周人控制的独立倾向，故而在武王灭商时悄然隐退。根据何琳仪先生对包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246）的一段祭祷楚国先王记载的研究，楚先祖从熊丽开始称荆王。其释文曰：“与祷荆王自酓（熊）囗以就武王，五牛，五豕”（注：何琳仪：《楚王熊丽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3－16页。）。囗，何先生考证是“丽”字，他说：在《楚世家》中，“熊丽无事可记，仅知其名和其时相当周初而已。然则在包山简中，熊丽则俨然是始始‘荆王’者。这一现象颇值得注意”（注：何琳仪：《楚王熊丽考》，第15页。）。据《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孙诒让注曰：毕“沅云：讨字当为封。睢山即江汉沮漳之沮。”孙案引梁玉绳云：“丽是绎祖，睢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何说：“由此可见，熊丽应是在沮漳流域正式建国的第一位君主。毕、梁二说皆可信从”（注：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142页。何琳仪：《楚王熊丽考》，第15页。）。这样，从战国楚人祭祀先祖的系统中，我们捕捉到了楚人与西周关系的信史，即楚在相当于周公摄政时期已经“称王”（或被后人认为称王）而独立于西周王朝，叛服不定的楚人此时又可以说是不属于周王朝广义的西土范围。这正是周公成王全力东征平叛，无力顾及南方之际。由于楚人已经暂时摆脱了周人的控制，所以在楚人的祭祀系统中，产生了如何琳仪先生所说的两套世系，一是鬻熊以前属传说时代，一是熊丽以降属中古时代，世系明确（注：何琳仪：《楚王熊丽考》，第16页。）。从这一点上讲，熊丽的确是楚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利用西周向东发展的机会，开始称王自立，因此楚人才把他作为第一个称荆（楚）王的君主。
    东征胜利之后，周人营成周，居天下之中统治天下，楚国便成为西周成周南边的重要国家。为了开辟南土，保障成周的安全，当周人基本解决了东方问题，开辟了东土，在成周营建洛邑之后自然把目光转向了地处南方的楚国（注：周初楚国的地望，如丹阳、荆山等，有争论，本文不似讨论。顾铁符认为楚国土地在北岭山脉以南，丹阳是周成王时熊绎受封之地（《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周公的奔楚应该与此有密切关系。他向南方的楚地“奔逃”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定与西周下一步向南方的发展，开辟南土有关。其政治、军事性目的十分明确。果然，从文献上看，熊丽之孙“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注：《史记·楚世家》。）。此时熊绎在自己活动的地盘上接受了成王的封号，再次表示了对周王朝的朝贡和臣服。这样的局面一直到康王时还维持着，《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共事康王。”但可能是由于楚人对周王朝存有贰心，叛服不定，所以尽管熊绎重新归附，但楚国君主一直受到周王朝的歧视，故楚灵王愤愤不平：“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务分，王其与我乎？”。“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注：《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注：《国语·晋语八》。）。数百年后楚人还对此事耿耿于怀，足见当时楚人受到的羞辱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