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保持立足点”方针后，经过一年的踌躇，英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终于从事实联系和事实承认走向正式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态度是很现实的。正如丘吉尔当时在议会所说：“建立外交关系不是为了表示敬意，而是为了获取方便。”（28）这种现实态度固然与英国的外交传统有关，但更与它的在华利益有关。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在华投资不仅仍居各国之首，而且有着与他国不同的显著特点。《纽约时报》在当时作过这样的比较：英国企业的发源地和活动重心都在中国大陆或毗邻的香港，而美国大多数在华企业的根基仍在美国，在中国只从事“分支”性质的经营（29）。这就是说，美国在华企业关闭后可到其他地方继续经营，而对英国企业来说，关闭就意味着倒闭。因此，英国为了维护在华利益无法不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往。在作出上述决定时，英国不要求新中国作出承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它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但近百年来它在对华外交中强加于人、居高临下的作风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英国希望通过建交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施加影响，它不愿失去在远东的威望和地位都是这种作风的表现。在考虑承认新中国时，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希望得到承认，从没有人就新中国对外国承认的态度作过认真的分析。这并非偶然的疏忽，恰恰是居高临下的作风使外交部官员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获得英国这样国家的承认，是新中国求之不得的事情。这一作风影响了英国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并成为与新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
    12月23日，贝文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他在给首相艾德礼的信中解释道，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而法国希望英国为了它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尽可能拖延承认，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30）。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又尽量照顾了法国的愿望。
    英国外交部在作出这一决定后不久即获悉，缅甸承认新中国后，人民政府要求它在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后任命一位代表赴北京谈判建交问题。新中国的这一做法出乎英国外交部的预料，尽管人民政府早就将通过谈判建交这一点列入《共同纲领》并公布于世。外交部官员富兰克林（Franklin）就此评论道，这一做法给人以“十分不愉快的味道”，使人想起蜘蛛对苍蝇的邀请。他预计，新政府也会要求英国派代表谈判建交问题，这一谈判将是旷日持久的，“我们可能不得不面临羞辱、困境和令人讨厌的前景”，英国的在华地位将“十分尴尬”（31）。一向十分自信的英国外交部官员似乎这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他们将遇到一个与以往中国历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新政府。
    三、承认后的僵局
    1950年1月6日，留驻北京的英国总领事格雷厄姆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和欧洲非洲司司长宦乡递交了贝文致周恩来的照会，宣布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派胡阶森（Hutchinson）为驻华临时代办。前一天，英国撤销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但在台湾淡水保留领事馆，与省当局保持事务联系。官方的英国新闻处在公布这一消息时特别强调，“承认一个政府绝非表示赞同这个政府的政策，反过来也是如此”。英国承认新中国与“承认东欧各国政府或佛郎哥的政府的情形相似”（32）。
    对于像英国这样西方国家的承认，新中国政府已经有了相应的对策。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就“紫石英”号事件为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声明时就严正宣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根据对西方国家的判断，在党内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不会轻易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不会以平等态度待我，因而我们不急于解决它们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33）。1949年12月19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又对此作了具体指示：“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布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34）根据这一指示，1月9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照复贝文，表示“愿与英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同时接受胡阶森为英政府派驻北京就两国建交进行谈判的代表（35）。新华社则回答了英国新闻处的声明，指出它的言语使中国人民回想起“英国政府历史上在中国行动的记录”，暴露了它对新中国“本能的敌意”。对新中国来说，英国新闻处的声明实际上证实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的判断，从而决定了中国政府对英国的立场，这就是“按英国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它的宣言来决定自己对待英国政府的相应的步骤。”（36）
    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临时代办的胡阶森是原英国驻华使馆公使，此时在南京，成为施缔文离华后级别最高的英国外交官。在接到周恩来的复照后，胡阶森意识到以谈判代表的身分赴京与本国外交部指定的身分不符，因此向伦敦提出两条建议：1.由格雷厄姆告诉中方，我只能以代办身分进京，这本身表明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至于建交谈判，可由格雷厄姆承担。2.我直接前往北京，如果中国在谈判中只提程序问题，就要求接受英国大使。如果中国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则回答应在建交以后。胡阶森表示他倾向第一个方案，因为英国可以掌握主动权，而第二个方案可能“使我在北京处于一种反常的和难以确定的地位”。外交部同意了胡阶森的建议，并指示格雷厄姆向中国政府强调，“双方互换照会已表明建立关系”（37）。1月16日，格雷厄姆以口头照会形式将上述内容通知中国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