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初政潮起伏和袁世凯密切相连，议会政治失败与袁世凯直接有关。他在辛亥革命前官居清朝直隶总督、内阁总理大臣。面临民主共和洪流，他曾信誓旦旦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灵魂深处隐藏的仍是封建专制独裁思想。袁世凯是民初封建势力的代表，又掌握着国家行政大权。分析袁世凯对待民初议会的态度，就可集中说明民初封建势力如何看待、对付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
    民主共和国诞生，政治体制发生实质性转变。然而，积淀的封建思想从广大群众头脑中根除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民国初立时，懂得新制度意义的并不多见。有亲历民元鼎革的人回忆道，“我们同僚中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22）。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没有普遍灌输入人民群众，而封建思想文化毒素颇深。浩翰的封建因素提供给袁世凯专制独裁丰厚的社会基础。
    袁世凯常对人讲：“前清之亡正亡在不能专制之故，今民国虽云共和，然人民程度太低，苟不施以专制手腕则大总统将无高居宴坐之一时矣”（23）。他并不理解共和国的含义，也不知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核心的议会政治，他也缺乏了解，“不象完全明了国会在政府中应起的并理应为政府行政部门尊重的合法作用。他们不把国会看成是宪法规定的机构，有权根据宪法行事”（24）。他只把议会当作必然有的恶事而接受下来。但议会凭借临时约法等法制章程约束袁世凯，使他十分恼怒。袁世凯常常抱怨“民国就得有议会，而议员等又事事掣肘，实在不胜其苦”（25）。他没有认识到作为人民权力基础的立法机关的真正价值，认为反对政府就等于反对合法的权力，不满议会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段。为了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需要，袁世凯绝不会允许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及议会政治。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袁世凯初当政时，民主共和思想影响还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一些武装，袁世凯羽毛也不完全丰满。他极为赞赏梁启超的建议：“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如天下”（26）。因而他颁布过许多尊重立法机关、保护议会的命令，“出种种手段以交欢议员，欲国会之为助也”（27），企图使议会政治有助于他的统治，变成他专制独裁统治的附属物。袁世凯为对付、控制议会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培植羽党。议会内分党派进行活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及国会内，袁世凯积极培植羽党，利用羽党与同盟会、国民党等反对派对抗。临时参议院有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拥袁。国会竞选，国民党取胜，袁世凯“给钱与梁启超、汤化龙等，将三党合并成为进步党”（28），以反对国民党。以后他又指使梁士诒拚凑公民党。民初政党大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共和党、进步党等党派为了能与同盟会、国民党相抗衡，采取了支持袁世凯的策略，充当起袁世凯羽党的角色，削弱了议会反击袁世凯的能力。
    第二，分化反对派力量。同盟会、国民党议员极力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因其分子复杂，给袁世凯收买、分化提供了可能。众议员陈九韶当议员的6个月，是一生手边最阔绰的日子，“初到京时，袁世凯便送了来程川资一百元，生活费四百元，从此每月照数给领”（29）。各报刊上议员脱离同盟会、国民党的启事时常可见，议员跨党也非罕事。更恶毒的是袁世凯实施釜底抽薪的方法，用巨款运动国民党议员自行组党，大出金钱，使人组织第三党。相继从国民党分裂出国事维持会、潜社、相友会、超然议员社、癸丑同志会、政友会、集益社等党派。
    第三，武力威吓。袁世凯的违法行动多由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各省都督、民政长盲从附和请求，袁世凯遂据请求断然动用武力。“军警流氓假托公民名义，包围议院，胁迫、干涉，逼着议员办不能同意的事件，层见迭出”（30）。甚至议员也被袁世凯诬以种种罪名任意逮捕、杀害。在武力威吓下，议员常被迫妥协、退让。
    第四，损害议会声誉。为了让人们抛开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希望，袁世凯极力损害议会声誉。他收买议员从事捣乱，煽动党争，嗾使党羽肆意诋毁议会、诋毁临时约法。他公开散布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议会政治不宜于近代中国，“使国会对于人民丧失其信用”（31）。为解散国会作好了舆论准备。
    袁世凯对付、控制议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也达到一定目的。但大多数议员仍然坚信民主共和及议会政治理念，认为国会有责任制约政府的施政和督促政府改革旧制，以便符合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议会“有天上之权，不断与政府意见冲突”（32），严重制约着他专制独裁的野心。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权落入袁世凯等封建势力手中。当时包括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内的相当数量的人以为只要好好地控制议会，有法律赋予立法机关的权力，就能驾御袁世凯，在中国推行起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民初议会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立法机关，在监督政府行政、财政和立法创制上，基本上能坚守民主共和原则，使得袁世凯专制独裁有所顾忌。“世凯当国，视国会如芒刺”（33）。绝不会允许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妨碍其专制独裁统治。当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战场上失利，各方面时机一成熟，袁世凯就强令解散了国会。
    民初议会政治，没有阶级基础，失去了坚强后盾，党争激烈，影响了议会权能发挥、降低了议会威信。于是，“一般人民未有不痛骂国会之不负责任者，国会几成人民之死敌”（34）。当谈到国会时，“则强者必怒于言，弱者必怒于色，谓国会之病国戾民，与腐败之政府无异”。国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沦落到一种可悲的情景，“国民既已绝望于国会，于是对于议员但视之如禽兽，听其自生自灭”（35）。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则有着深厚的经济、思想基础，并拥有强大的北洋军队。“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中国人的这种努力”（36）。民初推行脆弱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遇到了庞大的封建势力阻碍，它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