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民主作风的表现特征
    广泛性。周恩来同志一生崇尚民主，民主思想、民主作风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工作中，涉及了政治生活、科学决策和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涉及了不同层次和不同对象。
    首先，体现在党内民主上。周恩来是我们党内联系群众最广泛的领导者。他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倾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对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认真检查其执行情况。因为他知道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着重大影响。周恩来同志总是要求大家“说真话、鼓实劲、办实事、收实效”。他说：“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他还说：“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仗。……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1]（P.249）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是我们国家根本的社会制度，民主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旗帜，民主生活也应该是我们正常的政治生活。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情况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科学的制定并能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而得到顺利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周恩来同志深谙此理，因此他总是充分发扬民主，积极实践。
    其次，体现在民主协商中。民主协商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我们党提供咨询、共商国是的基本形式，其本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特色所在。周恩来同志一贯主张，在党的统一战线中通过民主协商制度扩大民主生活，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初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模范带动下，我们大多数同志都能在统一战线中，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因而调动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在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还指出：民主协商既是国家民主生活的一种基本方法，又是国家生活的一种必要渠道，它的正常发展除以国家的民主生活为前提外，还必须建立在科学方式方法上。这种科学的方式方法主要表现在：一是要认真贯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二是要在民主协商中，发扬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三是保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有职、有权、有责。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周恩来同志都为建立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开展港、澳、台和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贡献。在周恩来同志做国务院总理期间，特别是在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中，他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思想工作，“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在中南海勤政殿，他专心致志，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起草共同纲领。初稿写出后，他又先后在七次会议上，耐心地和党外人士协商，广泛吸取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使共同纲领草案日臻完善，终于得到政协会议一致通过，成为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在起草和协商共同纲领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为全党树立了通过民主协商实现党的领导的光辉范例。”[2]（P.36）
    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按照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原则办事，为充分发挥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他曾先后根据政协的特点，在政协建立一套办事机构和工作制度，先后设立国际问题、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商业、华侨、宗教、社会福利、医药卫生、少数民族、妇女工作等工作组，并成立学习委员会，建立双月座谈会制度。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曾说过：“民主协商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精神，这种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表决，不重形式上的多数少数，主要在于事先协商的反复讨论，达成尽可能一致。”他还说：“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在工作实践中，周恩来同志确实做到了发扬民主作风，实现民主协商。曾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的吴群敢同志曾回忆说：“在建国初期，全国政协是统一战线最高组织形式，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当时又处在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激烈动荡之中，周恩来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领导成员、政府总理，频繁在政协常委会上报告形势、共商国是，巩固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但我们都更有感触的是每周一次的政务会议。……周恩来对政务会议不仅亲自审定，尽量安排重要议程，而且只要他在北京，不论事务多忙，必定亲自来主持，以便让党外人士充分与闻政要，并可与他直接接触。会上讨论的文件原已经党内研究甚至中央批准，但周恩来仍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对提得对的欣然采纳，对不了解情况或片面失当的则耐心恳切加以说明。”[2]（P.223）
    第三，体现在科学决策和行政管理中。周恩来同志在每项工作决策之前，总是注意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论其职位高低，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群众，不管是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少数人的意见，即便是个别同志的意见，他都能认真听取，科学分析，然后加以集中归纳。他常说，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多听不同意见和少数人意见没有坏处，相反可以和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比较，互相补充，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事物总是存在内部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取不同人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他把这种民主作风带到经济、文化、教育、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中，不仅真正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而且对大家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引导。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就是人民群众在共同对生产资料享有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享有各种民主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周恩来同志在科学决策、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包括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监督等，都充分体现民主精神，努力实现行政管理活动的民主化，科学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事安排上，周恩来也总是充分发扬民主，在建国初的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上，深谋远虑，费尽思量，启用人才。他还一向重视安排民主人士工作，在政务院成立时，根据周恩来的精心考虑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反复协商，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的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2位，21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11位，各部委93位负责人中，民主人士占42人。政务院下设参事室，任命很多非党人士任参事，以后又设立文史馆，吸取很多非党人士为馆员。在政务院下属各单位里，也安排了许多非党干部参加工作，充分体现了我党领导多党合作。用人唯贤的政策，这样做使民主人士心情舒畅、畅所欲言。
    周恩来同志对干部的任免，人事的安排，一直是依靠组织进行的，绝不个人擅自决定。对那些伸手要官或通过私人说情谋官谋权的行为，周恩来是深恶痛绝的。周恩来大公无私，没有自己的所谓小圈子、小集团，他一生光明磊落，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实践证明，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在民主基础上实现集中，把决策纳入科学化、民主化轨道，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有利于党内外的团结和行动一致，从而保证决策的正确和迅速有效地执行。周恩来同志以他崇高思想和伟大实践塑造了良好的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平等性与求实性。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随时随地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与各界人士的广泛交往中处处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都深深体会到：他虽身为国家总理，但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的意见，对身边的同志也是不论职位高低，总是以平等态度鼓励他们提意见，谈看法。他到了基层更是以小学生的态度出现。周恩来同志曾强调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丰富，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还指出：“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从周恩来同志的平等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民主思想、民主精神。由于周恩来同志充分发扬民主，所以他召开的各种调查会都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问题都讨论得很深很透。原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曾深情地说：“在许多年的交往中，使我敬佩不已的是他既给人以教益，却从来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从不锋芒毕露。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党外朋友指手划脚，说你该干什么。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他所凭借的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论对和自己的模范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3]
    周恩来同志做工作非常重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启发引导干部，一定要说真话实话，不然“轻则毁了自己，重则害了国家”。他的求实作风也表现在对文风的要求上。他教育干部写文件应力求朴实简练，多用事实讲话，不讲那些苍白无力的空话、大话、废话。经常教导要力戒浮夸。在工作方法上，他坚决贯彻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周恩来同志的求实的民主作风其实质就是求是。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力求从实践中找出符合事物规律性的东西。他领导各条战线工作，从经济建设、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到国防科技等都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这样，他不仅从方针政策上进行领导，而且在业务上给予许多具体的指导。遵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他的一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