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下简称魏周）是北魏分裂后在关中地区相继建立的政权。西魏建于534年，继其后的北周于577年灭北齐，再次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西魏建立之初，占据关中及河西等地，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势力范围上看都不如据有中原的东魏，其经济、军事实力也明显弱于东魏。北周最终灭亡北齐，是魏、周两个相承政权不断由弱变强的结果，而其由弱变强的原因则是魏周改革的成功。魏周改革是北魏孝文改制的继续，完成了孝文改制未竟之业。本文拟通过孝文改制未尽之历史任务及魏周改革两部分的论述，以达到对北魏及魏周改革的整体性认识。
    一、孝文改制未尽之历史任务
    历史上的改革都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或者社会危机时期出现的，而时代也必然对改革提出主要的任务，以适应社会变革和社会危机的需要。完成了这些任务，改革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正因为如此，历次改革都有其重点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既然有重点，也就不能不忽略其他方面，有重点才会有忽略，所忽略的问题将留给后人去解决。孝文改制亟待解决的是当时北方凋敝的社会经济、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为此，改制实施了均田制、三长制、迁洛及汉化政策，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在改革时机到来之际，改革家所看到的是条件成熟的一面，往往忽略未成熟的一面。孝文改制在均田令中明确规定奴婢依良人占田。当时，改制的领导者主要想到的是保证拓跋贵族的利益不受损失，以赢得改制的成功，而对奴隶占有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使当时严重的奴隶制残余问题未得到解决。
    改革者在完成改革任务时，往往容易看到问题的正面效应，却很难发现反面效应，从而给改革带来一些缺点和不足。孝文改制中的定姓族，就是因为改制领导者对其负效应认识不足而造成的。改制领导者之所以定姓族、实行门阀制，主要目的在于缓和北魏前期以来胡汉大族之间的矛盾。崔浩被诛事件使改制领导者认识到了缓和二者矛盾的重要性，而二者矛盾之一就是因为崔浩企图“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所以，尽管在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甚至改制的主要参与者也坚决反对门阀制的情况下，孝文帝仍固执己见，坚持实行门阀制。这里面既包含个人对社会认识的局限，也包含历史条件的局限，及社会表现不明晰等因素。
    孝文改制是历史条件成熟所致，既然人们都认为它是适应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那么对于改制的不足，也就不应该一味指责，而应联系当时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去考察、去评价，才是客观的、公允的方法。
    北魏是在结束十六国长期分裂后完成北方统一的政权。历史的相继性必然带来历史条件的相承性。因此，必须看到北魏时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乃是十六国以来凝聚而成的。北魏只能在十六国提供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其改制的任务。十六国时期是少数民族大举内迁，入主中原时期。百余年的长期分裂过程，既为北方社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历史条件，也给北方社会留下一些重大社会历史问题。
    十六国时期有益的历史条件主要是少数民族内迁后形成的北方更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加之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开明统治者实行了胡汉不分治政策和汉化政策，从而为北方民族大融合提供了条件。
    十六国遗留下的重大历史问题之一就是奴隶制残余问题。十六国时期由于某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尚处在奴隶制阶段或带有较浓厚的奴隶制成分，因此有的政权的统治带有野蛮落后性，加之北方多年战乱，使民族矛盾相对尖锐，当时百姓被掠为奴（注：《晋书》卷130 《赫连勃勃载记》载：赫连勃勃兄子罗提，攻姚兴将姚广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或自卖为奴的现象经常发生，从而导致奴隶占有比重上升。可是，该时期对此提出解决办法的人却微乎其微，除后秦姚兴（注：《晋书》卷117 《姚兴载记上》载：姚兴“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政权的统治者。十六国时期严重的奴隶制残余问题直接影响到北魏政权的阶级状况。北魏初期，拓跋部刚进入封建制，奴隶制残余仍旧存在，在十六国时期奴隶占有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北魏的征服性战争、掠夺性经济及胡汉分治政策必然造成奴隶占有比重的进一步上升。孝文帝也曾数次赐予拓跋贵族奴婢。（注：《魏书》卷42《尧暄传》、卷58《杨播传》、卷51《吕罗汉传》、卷7《高祖纪上》。 ）当时改制领导者还难以看到奴隶问题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或者说当时的奴婢问题比起拓跋贵族的问题来，仍属次要的。这里面也包括释放奴婢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因素。这无疑将留给后来的北齐、北周去解决。
    十六国遗留下来的另一重大问题就是门阀制问题。十六国时期北方门阀士族的地位不如西晋。当时北方政权除后赵曾实行九品中正制、前秦曾恢复魏晋士籍外，似乎没有给汉族士族特殊待遇者，但几乎所有政权都极力拉拢士族，以取得他们的合作。诸燕政权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赵魏士族为首的汉族士族在这几个政权中皆身居高官显位，受到重用。（注：见拙文：《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这部分士族后来又投入北魏， 成为北魏立国的骨干，他们的后裔则成为孝文改制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鲜卑拓跋部本是游牧民族，他们进入中原后，需要有一个从武征到文治的转变，在此期间，拓跋部几代统治者都极力拉拢士族，就是为了借助士族完成这种转变。而当北魏迁洛后，开始远离拓跋部聚居的中心，这时士族的作用就愈显重要。加之北魏实行汉化政策，需要士族更多的支持和参与，在此基础上还要缓和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更离不开他们的合作。可见，尽管汉族士族的地位自十六国以来有所下降，但其力量仍不可忽视，除个别时期受到较大打击外，其主要力量却被保留下来，直至北魏孝文改制时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方士族受到实质性的打击是在河阴之变时，其后北方门阀士族才全面衰落，取消门阀制只能在河阴之变后，由后来的魏周去完成了。
    十六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直接影响到孝文改制，从而限定了孝文改制的范围和内容。
    孝文改制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迁洛后对六镇地区的处理，正如万绳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既把鲜卑高门、强族（八国良家）劈成了两半，又把文武官吏劈成了两半，影响以后历史至巨。后来爆发的羽林、虎贲近千人到张仲瑀家的武力事件，反映出洛阳拓跋部文武之间矛盾的尖锐，也为以后的“河阴之变”埋下了种子。（注：参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88页。）“河阴之变”使北方胡汉大族遭到毁灭性打击；“河阴之变”也导致了武人统治中国北方的局面。继其后以怀朔镇为首的六镇武人建立的东魏北齐（以下简称魏齐）政权，在中原地区掀起了一股反汉化的狂潮。这股狂潮将孝文改制中早已被革除了的鲜卑语、鲜卑姓、鲜卑习俗等再度狂兴；由反汉化进而反汉人，齐废帝时发生的杨愔被诛事件、（注：《北齐书》卷34《杨愔传》。）齐后主时因韩凤而引起的崔季舒等人被诛事件，（注：《北齐书》卷39《崔季舒传》。）其反汉人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韩凤甚至公开骂朝士“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注：《北齐书》卷50《恩幸传·韩凤》。）魏齐的反汉化、反汉人倾向是中原历史进程中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与孝文改制中对六镇地区处理不当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是由孝文改制的失误导致的。这股逆流既然有反历史潮流的倾向，也必然会得到纠正，其任务将由魏周统治者去完成。